作为国际社会了解新时代中国的权威读本和“金钥匙”，《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至四卷目前已在全球出版37个语种，在32个国家举办首发式、读者会、研讨会等国际重大推介活动，在40多个国际书展、500多家海外主流书店、20多家全球线上营销平台持续展示和销售，进入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图书馆，发行覆盖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翻译出版语种最多、发行量最大、覆盖面最广的领导人著作。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前后四卷的出版，在国内的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中掀起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热潮。学界围绕相关主题进行了各种形式的研讨，相关的学术发表亦相当可观。在中国知网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作为篇名搜索，共有2095篇研究论文，其中2017年有389篇，2020年则高达429篇，2022年亦有264篇。研究主题主要涉及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宣翻译等。就研究领域而言，政治学领域的成果约占70%、外国语言文学约有15%，新闻传播学占比1.11%，出版领域占0.73%。

　　国外政界、商界、新闻媒体和智库机构也显示出了对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高度热情和深度认可。从美国前国务卿到泰国现总理，从乌拉圭牛奶企业到阿联酋旅游文化局，从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到南非主流媒体，都在通过阅读这四卷书了解和解读新时代中国的观点、主张与关切。与上述机构的“热”相比，国外学界的探讨则相对较“冷”。这当中的缘由自然相当复杂，不仅有语言、历史、人文、话语体系、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原因，也与“价值中立”的西方学术传统有一定关系，后者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着“为学术而学术”的西方研究者对于此类“政治议程”的关注与探讨。

　　我们无意质询中外学界在对待“政治议程”与“学术议程”上的学理交叠与观点分野，而是尝试从国际传播的视角，就提升领导人著作海外传播力影响力提几点建议。当然，如何激发西方学界和民众阅读与阐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中国领导人著作的兴趣与热情，可能将会是一个永久的话题。构建全领域、全要素、全媒体国际传播新格局，需要社会各界共同营造合作共商、资源共享、行业共治、激发共情、协同共建的翻译传播跨界融合新业态。

　　1.多元参与、合作共商。这是新时代推进国际传播事业稳步发展的认识论基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国际传播，需要学界、业界和社会各界在外文局的组织协调下，打破体制机制壁垒，开展跨领域、跨行业、跨学科的共商共议，协同创建“多元互动”的工作机制、协调机制和联动机制，着力解决此过程中的议题设置、内容生产、翻译出版、流通传播、市场运营、资源配置、人才培养等核心议题。

　　2.媒体融合、资源共享。提高传播艺术、提升传播效能，是增强国际传播亲和力与实效性的方法论基础。传统的纸媒形式已经滞后于由网络数字技术与社交网络应用推动的跨媒介全球传播新业态。后者利用数字与互联网通信技术和影像视觉等非语言符号，消弭传统媒体的时间滞后性与空间局限性，突破语言文字的认知障碍与语境隔膜，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与渗透力，容易在国际受众中产生聚变传播效应，达成传播效果数量级的突破。因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出版与传播，首先可以重点发展国内新媒体产业，抢占全球传播制高点；其次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跨媒介跨产业融合，促进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更好地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3.用户导向、行业共治。翻译的目的在于传播，传播的目的在于促成交流互鉴与对话合作。因此，要达成国际传播的最终目的，应当建立满足用户需求为导向的观念，加强与海外媒体的合作运营，打造用户需求导向的内容生态发行渠道和传播路径，拓展线上线下出版发行渠道，利用网站、外文App、移动终端等，助推立体式全版权运营和全媒体传播矩阵。同步实施海外本土化发展战略，大力拓展海外传播阵地，逐步实现机构本土化、人员本土化、内容本土化，实现翻译出版、编辑制作、印刷发行、产品营销等本土化运营模式，不断提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海外传播的到达率、阅读率、评论率和点赞率。

　　4.精准施策、激发共情。差异化认知与分众化表达，是国际传播中避免频道错位的实践论基础。一方面，通过座谈、研讨、书展等多种形式，主动制造机会，邀请国际智库成员、行业专家、学界精英等专业人士来华交流访问，在增进理解和激发共情的基础上，与其开展对话访谈、理论探讨、书评撰写等多方面的交流合作，充分利用其社会辐射力和舆论影响力以及个人叙事的灵活性、亲和性与直接性，影响西方民众对于中国方案的知识图式与认知框架。另一方面，在内容形态视觉化生产渐成主流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以微博、秒拍、快手、今日头条等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已经成为发布信息、回应公众舆论以及宣传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也成为大众获取知识与信息的重要来源。因此，应充分利用短视频平台以及以脸书、推特、优兔等移动社交平台视觉化、情感化、时长短、制作简等传播优势，主动设置核心议题，推动海外民众的互动分享，发挥国际主流媒体与海外社交媒体平台的“二次传播”潜能，实现领导人著作的“精巧传播”。

　　5.人才培养、协同共建。目前，建立胸怀祖国、政治坚定、业务精湛、融通中外、甘于奉献、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高端中译外人才队伍迫在眉睫。外语学界、传播学界需要在中宣部、教育部和外交部等部门的指导和协调下，打破学科区隔，开展联合培养；同时稳步拓展中宣部组织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本进高校、进教材、进课堂试点工作。从长远计，应由教育部牵头，积极探索中学与大学翻译人才一体化培养路径，全力实施中译外人才的海外译训与沉浸式培养，最终形成中国话语翻译标准的国际共识，共建国际传播的价值论基础。

　　总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翻译传播，首先需要明确其角色定位和价值取向，达成理念共识。在此基础上，尊重市场规律，推进跨界融合、技术共享和行业共治，探索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海外本土化传播策略，真正形成“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领导人著作国际传播新生态。同时，利用大数据、智能算法技术以及新媒体平台，精心开发基于用户画像的出版传播策划方案和目标受众的信息资源，增强受众黏度，不断完善传播效果监测与资源配置能力，让受众形成路径依赖，实现裂变式传播，让领导人著作得到更为广泛的阅读与接受，从而在国际受众的心中召唤出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本文系四川外国语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译介与传播研究”（sisuzd2021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四川外国语大学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