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伟大实践的智慧集萃。在国家大力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背景下，该书多语种全球化发行，对于传播中国方案、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提升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翻译是国家翻译工程，其全球化成功发行有赖于强大的国家翻译能力，体现于该书的译前规划、译中规制和译后营销与传播全过程。

　　国家翻译规划。翻译规划是由国家或代表国家的主体对国家翻译实践及其相关活动所做的前瞻性干预、管理与计划。翻译规划是国家翻译实践的基本特征和国家翻译能力的重要表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全球化发行是国家翻译规划的产物。

　　在翻译内容规划方面，外文局在该书出版策划阶段，就确立了“以对外传播为导向”的原则，形成“编”“译”一体化机制，基于对外“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目标，从编辑、翻译、外宣角度综合考量确定书稿内容，确保该书全面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系统涵括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之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方案，旨在提升外界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认识，并为发行对象国的发展提供治理方案借鉴。

　　在翻译语种规划方面，外文局采取两种策略，一是差序化策略，即根据国家对外传播目标和对象的优先次序，规划不同语种版本的翻译发行顺序，从英、法、德等“大语种”渐次扩展至波兰文、达利文、捷克文等“小语种”；二是差异化策略，即根据国家外语资源和翻译能力，采用不同的翻译出版方法，依托发行对象国当地知名出版社，通过项目合作方式将翻译和发行事务“外包”，通过国内外翻译资源的整合，实现译本全球化发行目的。科学的翻译规划，提升了该书传播内容的针对性，同时弥补了国家翻译能力短板，使多语种译本覆盖不同语言受众群体，拓展了译本的地域辐射面。

　　国家翻译规制。翻译规制是国家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对国家翻译实践过程施行的综合性控制和管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国家翻译工程，国家通过特定规制手段保障翻译质量，确保翻译安全。

　　在翻译管理体制上，该书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共同编辑完成，由外文出版社及其授权机构负责翻译出版，翻译主体的“国家”属性保障了译本的政治方向。

　　在翻译团队的遴选上，英、法、德等版本的译者主要来自外交部、新华社、中央编译局，以及外文局下属的《北京周报》《人民中国》等单位，具有极强的国家意识、政治素质、翻译能力。通过“本地化”“外包”翻译项目，所选译者均为有留华经历、从事涉华工作的知华友华人士。严格控制译者资质，是保证译本质量和正确政治立场的基本条件。

　　在翻译质量管理上，该书英文翻译团队形成“译→校→审→定”质量保障流程，译本须经过规范化的翻译流程方可付梓出版。翻译过程中中外专家紧密合作，外国专家润色语言，中国专家确保译本政治信息传达的准确性。

　　在译者培养制度上，英译本翻译团队通过一对一导师制、不定期专家讲座、业务研讨会等手段提升译者能力。另外，该团队还制定了统一的翻译体例，出台了专门针对该书翻译的《外文社“项目”英译出版体例和词汇译法统一的若干规定》，提高译者翻译标准化、规范化意识和能力。良好的国家翻译规制能力是该书译本全球化传播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国家翻译营销。营销是翻译产品脱离生产端，进入消费端的重要环节，是译本通过市场化途径走向世界的关键步骤，对译本的域外传播与接受具有重要影响。至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以37种语言在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销售超过2000万册，表明该书的全球化营销极为成功。外文局重视该书多语种译本的海外销售工作。

　　在译本销售的空间规划上，首先，采用“网格化”策略，即将发行对象国按文化板块和地理区块进行网格化划分，与具体网格中的本地图书出版发行机构建立分销合作关系，形成以点带面、覆盖全域的发行网络，从而将译本触角伸向全球各地；其次，采用“网络化”策略，充分利用网络虚拟空间推广译本，多途径构建出泛在式的阅读环境，使受众的阅读不受时空限制，极大地扩大了受众面。

　　在译本销售的渠道上，一是构建了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实时联动机制，例如，该书第三卷英文本在英国通过光华书店、常青图书公司及线上亚马逊购书平台实时发行；二是形成了国内一体化销售体系，将外文局自营书店、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等对外图书发行机构融为一体，共同推动该书的海外发行；三是形成了较完整的海外合作分销网络，合作的图书发行公司遍布全球。译本销售网络和销售体系所体现出的国家翻译销售能力，极大地提高了该书的辐射面、可供性和能见度。

　　国家翻译传播。翻译传播是对翻译产品的宣介，目的是推广翻译产品，提升翻译产品的影响力和接受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译本能够全球“圈粉”，有效的传播策略至关重要。

　　传播主体多元化。该书多语种译本的对外宣传，凝聚了众多主体的努力。新华社驻外分支机构、发行对象国的中国使馆、进行外交活动的国家领导人、外文局及其旗下相关单位与其本地合作机构、发行对象国友华力量和华人团体等，组成一个巨大的传播主体网络，共同构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多主体协同的“传播场”，形成巨大的传播能量和声量。

　　传播内容对象化。根据对象国具体特点制定宣介内容。该书已在国外举办50余场首发式。首发式中国代表的致辞是传播该书的重要助力，其内容大都将该书的主题内容和精神内核与对象国“匹配”，以获取受众的认同。例如，在西里尔蒙古文首发式上，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包思勤在发言中强调中蒙两国传统文化中的共同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论述两国合作共赢，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重要性。传播内容的对象化处理，容易引发受众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实现更好的对外传播效果。

　　传播方式灵活化。传播场景灵活多变，宣传场景包括新书首发式、研讨会、读书会、国际书展、国际会议、国家外交外事活动、出版合作签署仪式等，传播方式极为灵活丰富。传播渠道多元并举，纸质媒体与电子媒体、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无声媒体和有声媒体、线上媒体和线下媒体有机融合，多种渠道多管齐下，传播效果显著，传播方法富有弹性和新意。总体而言，传播过程体现了多主体协同、多策略协同、多方法协同、多资源协同、多语言协同、多渠道协同等特征。协同化传播是该书获得域外传播影响力的重要原因。

　　正如黄友义在论及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时所言，一个崛起的大国必须具备强大的外语能力和翻译能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本的全球化成功发行，是新时代国家翻译工程的成功案例，也是国家翻译能力的典型表征，值得我们从国家翻译话语、国家翻译叙事、国家翻译能力、国家翻译传播等角度进行多维透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翻译实践史书写研究”（18BYY01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