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建立健全国内统一大市场，不仅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目标的具体化和深化，还与国际市场风云突变、必须重视利用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密切相关，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性要求。

　　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中国特色

　　国内统一大市场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特指我国国内市场形成一体化、开放化、竞争化和有序化等内在运行特征，具有规模巨大、结构完整、功能强大、机制完善和环境优化等显著的外在特征，从而顺利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在上述界定中，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内在特征，是指其内生或内含的本质规定性。其中，所谓一体化指市场的非制度分割特性，国内各区域市场之间形成日益紧密的联系和协调，彼此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逐步走向由广义价格体系统一调节商品和要素市场配置的状态和趋势；开放化指市场的非封闭特性，国内市场主体要与外部世界充分地交换信息和能量，由此不断地降低内耗，增强自身实力；竞争化指市场的非垄断特性，任何市场主体都不能独立或合谋决定市场价格，它们只能是价格的接收者，公平竞争是市场主体生存发展的唯一准则；有序化指市场的非无序性特性，市场运行并非混乱无序，而是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规则性、相关性和大概率性。

　　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外在特征，是指具有上述内在特性的市场在运行时的外在表现形式。其中，规模巨大指市场容量的超大规模性。这种对市场规模的判断，依据的不是简单的需求加总，而是企业可以实现规模经济的程度。也就是说，如果国内市场规模因为市场分割的原因，本身不足以为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提供空间，那么即使来自本国的需求总规模再大，也不属于统一市场。同理，市场规模巨大，并不是指潜在市场规模大，而是要求现实市场具有较大规模，因此疆土辽阔、人口众多等因素，只能说明潜在市场规模，并不等同于现实市场规模。结构完整指市场的门类齐全，如所有权市场和使用权市场等发育完整，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配合，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齐全，区域中心市场地位突出，可以实现资源、商品和要素的最优联动配置。功能强大指市场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不仅有信号传递功能，还有资源配置的激励功能，以及收入分配调节功能。机制灵活，一方面指市场价格机制和供求机制是调节商品和要素配置的主要工具，广义的价格机制调节商品和要素的供求关系，后者反过来也调节价格关系；另一方面指市场主体具有强大的动力、活力和应变能力，不仅能够根据市场信号变化快速地进行自我决策、自我扩张，还能够有效地实现自我约束和自我收缩，独立地承担决策责任。环境优化指市场活动能够最大限度地为企业降低各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本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上述所描述的国内统一大市场，都是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一般性特征。但在这个现实世界中，因为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基础等决定的国情各不相同，各国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也各有特点。总体来看，从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转型中的中国，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和完善过程更具中国文化和中国体制的特色。

　　一是强劲有力的纵向治理。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中，无论行政管理体系如何变动，我国中央政府通过各种方法管理市场经济的力度、程度和强度都要高于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就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来看，中央政府实施的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是影响市场竞争的两种主要方式。其中，中央主导型产业政策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根据不同时期的国家发展战略确定重点产业部门，是国家实施整体赶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如果这种产业政策数量过多、实施方式过于依赖行政命令，也会在某种程度上阻碍国内统一市场建设的进程；在强调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竞争政策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基础性地位得以进一步突出，其与建立健全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基本要求也高度一致。

　　二是竞争主导的横向治理。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中，随着放权让利和各种责任主体的塑造，地方政府成为经济运行中的“准市场主体”，由此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与世界各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不同的演化特征，就是“行政区经济”的竞争占据主导地位。地方政府以其行政边界为利益单位和竞争单元，追求自身域内的利益最大化，导致行政区内资源高度集中，行政区之间高度竞争。因此，与横向协调职能主要是由市场机制和企业主体承担的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不同，中国区域间的市场协调并不完全是市场机制，而是高于其上的地方政府的行政机制。这就给区域间的市场运行和经济竞争带来许多特点，如发展动力极其强大，由此带来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但由于这种增长与发展机制缺少一定的预算约束，地方政府容易形成投资冲动和增长第一的偏向，由此形成盲目重复投资、高债务风险以及投资效益低等问题，也会在某些问题上形成地方政府分割市场和保护本地利益的倾向。

　　国内统一大市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基础

　　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是一项基础性的制度改革，但其迫切性更多体现在，它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

　　第一，建立健全国内统一大市场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近年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发生逆转，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也加剧了逆全球化的趋势，发达国家内顾倾向上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生局部断裂，对我国经济循环产生重大影响。过去我们针对西方市场实施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的环境条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战略和新思路。这就要开始重视和利用我国日益强大的国内市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加强以及国内购买力的增长，中国市场不仅可以为自身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还可以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中国贡献。因此，建立健全国内统一大市场是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而作出的全面部署和先手棋，是在新发展阶段着力推动完成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大举措。

　　第二，建立健全国内统一大市场是畅通经济循环的关键所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实现经济循环，而且要以国内循环带动促进国际循环。经济活动需要产业链上各种商品和要素的无缝链接，再生产各环节实现正常循环。如果链接或循环过程中出现堵点、断点，微观层面表现为企业的停产、限产甚至破产等，宏观层面会出现增速下降、失业增加、风险积累、国际收支失衡等问题。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畅通经济循环最主要的任务是保证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稳定性和有效性，消除关键技术、原材料等瓶颈制约，增强供给体系的韧性。显然，健全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尤其是要素市场，将在其中发挥极其重要的机制和载体功能，有利于促进国内供需有效对接。如国内近来的拉闸限电现象，表面上看是电力不足导致，而其内在的根本原因，除“能源双控”指标约束外，主要还是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出了问题，电力市场与煤炭市场未能实现有序循环。

　　第三，建立健全国内统一大市场是实现产业高水平自立自强的内在要求。当前，一方面，我国生产要素的相对优势出现变化，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逐渐走向瓶颈，利用技术创新消化高成本的重要性日益明显。“十四五”规划提出的重大举措就包括科技创新和突破产业瓶颈。另一方面，近年来美国不断加大对中国的科技封锁力度，我国急需在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方面破解“卡脖子”难题。因此，高水平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成为我国能否更好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问题。只有立足于国内强大的统一大市场，切实畅通国内大循环，加快壮大自身高技术产业，才能在各种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国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对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形成高水平自立自强的产业体系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诱发技术创新、降低技术创新成本和集聚创新人才与资源等方面，尤其是来自消费者日益提高的多样化消费需求，可以激发企业形成持续性的技术创新。

　　第四，建立健全国内统一大市场是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基础。强大的国内统一大市场是稳定经济循环体系的基本盘，具有“向内集聚资源”和“向外集聚资源”的双重作用。它不仅可以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发展本国的创新经济；也可以助推中国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走出去”，增强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进而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为此，我们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实际，通过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我国强大的内需潜力，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统一大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发展过程。

　　切实加快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

　　一是加快市场规模建设。我国具有庞大的潜在市场规模，现实市场规模还有待进一步扩大。这就要求在实施全面生产率提升战略行动的基础上，推进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分配体系改革。做大市场规模的关键，在于如何激励人们创造更多的财富。只有生产率不断增长，才能不断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福利水平，才能不断地扩大市场总需求规模。同时，由于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具有不同的消费需求，收入分配的改善可以直接推动市场总需求规模的扩大。但是，分配的公平问题，应该从初次分配领域就开始重视并采取积极措施，而不能把生产领域初次分配的问题留到再分配领域去解决。如果这样，不仅会大幅提高再分配过程的成本，进一步提高税收水平，还会对生产领域的财富创造能力产生实质性影响，难以达到公平分配的目的。因此，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政策措施，要与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联系起来，重点从生产领域而不是单独从再分配领域入手。

　　二是加快市场结构建设。我国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之间发育不均衡，要素市场发展相对滞后。这就要求大力推进按具体要素分类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促进各种要素有序流动。2020年《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我国高标准统一大市场建设工作迈出了关键一步。在深化改革的实践中，我们可以根据要素的特性，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分类推进各市场门类的发育、改革和发展。如因关系到发展质量的提升并具有广泛的社会认知，那些与创新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数据市场、技术市场、人力资本市场等，可以放在改革的优先位置加速推进；对涉及政府管制的某些要素的市场化交易，如关于碳排放、排污权的交易等，也可加快推进。

　　三是加快市场功能建设。我国市场取向改革不足与市场取向改革过度的领域并存，由此造成一定的混乱。这就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此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在当前市场取向改革不足的领域，如人才、技术、资本、土地等要素市场化方面，进一步增加政府简政放权力度，放心、放手、放活市场竞争；另一方面，在过去市场取向改革出现过度化的领域，如基础科研、教育、医疗、养老、基本住宅等方面奋力纠偏，让政府“有形的手”更多、更好地发挥作用。前一个问题关系到充分竞争和提高效率；后一个问题则关系到公平正义，关系到政府职能和信誉，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四是加快市场机制建设。我国在经济转轨中形成了“行政区经济”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区域分割和非一体化，抑制了有效竞争。这就要求贯彻执行国家统一的竞争政策，并以竞争政策引领政策体系改革。当前，一是要针对一些地方政府竞相出台优惠政策招商引资进行恶性竞争，造成产能严重过剩等体制性顽疾，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及时查处并纠正各类违法违规制定税收等优惠政策行为，按照竞争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及时清理各类区域可能存在的歧视性政策。二是要在政策上取消按照所有制、企业规模、行业、地区等分类管理企业的做法，破除企业的等级制管理，统一按照“中国企业”的范畴进行管理。坚持竞争法的根本要求，即行为上坚持保护竞争而不是保护竞争者，在竞争面前所有企业一视同仁、条件均等。三是要逐步实现自然垄断、公用事业竞争性环节的市场化，实施自由进入政策，放开这些环节的进入竞争。

　　五是加快市场环境建设。我国企业市场运营仍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这就要求大力发展各种能够提升生产效率、促进制度创新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实践证明，交易越频繁，活动越复杂，其交易成本就会呈指数级上升。作为体现经济运行交易成本的产业，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对制度变化十分敏感、依赖性强，可以通过实现其专业化、规模化、智能化发展，大力降低这种交易相对成本。无论是现代企业的产权体系和治理结构，还是现代市场体系的秩序和运作规则，或者是政府服务职能的法制化和现代化，都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直接相关。同时，大力发展高铁网、高速公路网、通信网络、跨境或国内交易网络等生产性服务业，可以极大提升信息传递和物流效率，从而显著降低企业的非制度性交易成本。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21ZDA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