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大国博弈全面加剧和逆全球化浪潮交织冲蚀国际经贸网络，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充斥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党中央适时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既是关于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的主动作为。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是循环经济有序发展的根本。然而，在国际分工体系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导致国际供应链的生产资料供给存在不稳定性，部分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内顾倾向也给国际产业链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当国际供应链某环节的生产资料供给中断时，国内使用该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无法顺利完成价值增值，导致国内生产链出现断点，最终导致国内循环受阻。我国经济体量具备典型的大国经济特征，不仅受世界经济影响，也会影响世界经济。国内自身循环的受阻亦将导致国际循环的不畅通，进而使得国内国际双循环陷入消极互动局面。因此，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必须高度重视国际供应链冲击。而应对好国际冲击就必须夯实国内循环这一基石，从需求端、供给端和连通端切入，将培育国内市场需求潜能、提升国内供应链供给能力和推动国内市场一体化建设作为重要抓手。

　　培育国内市场需求潜能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国家财富之“蛋糕”越做越大。在做大“蛋糕”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国内需求市场表现出三大独特优势。第一，需求基数大。对物质资料的需求是人类生存和生活的自然行为，消费者基数是决定需求量的关键要素。我国拥有14亿人口和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具备巨大的需求潜能。第二，需求异质性。由于发展水平、地域文化等差异，我国消费者对物质资料的需求种类繁多，需求异质性对国内生产部门提出多样化的生产需求，为产业融合和深度分工提供重要推动力，形成“需求推动供给”效应。第三，调控能力强。政府部门是国内需求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和调控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与资本主导发展存在本质区别。为此，政府通过适度的消费和投资刺激等多种手段，调控国内市场供需平衡，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做大“蛋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我国在分“蛋糕”过程中出现的不均衡问题正成为充分释放国内市场需求优势的障碍。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边际消费倾向呈现递减规律，意味着在总量一定的条件下，收入的公平正义有利于提升整体消费水平。然而，我国目前存在比较严峻的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前10%的群体掌握了不对等的财富和收入，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较低等问题突出。比如，在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当前我国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约为2.56。缩小城乡差距一直是党和国家的执政之要务，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战、乡村振兴战略、共同富裕示范区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的推出，有效地遏制了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态势。通过统筹发展空间、实施分类策略、加快农业现代化、壮大农村产业、推进绿色发展、繁荣乡村文化、健全乡村治理、保障改善民生和城乡融合发展等举措，不断加大鼓励和支持农村发展的力度。在区域收入差距方面，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不平衡。为了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党中央先后提出支持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和中部地区崛起，依托一系列重大区域战略培育一批城市群和都市圈，集聚资源优势突出发展点，并向外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发展。总之，培育并释放国内市场需求潜能，既需要将“蛋糕”做大，又要将“蛋糕”分好，通过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好新发展理念，有效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提升国内供应链供给能力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积极融入国际分工网络，已从全球供应链价值链中的边缘地带进入核心地带。当前，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工业化体系相对完整。然而，国内生产部门在部分中间品领域，尤其是高技术中间品领域仍然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

　　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体现在如何解决成本与技术方面的问题。进口中间品的成本优势主要取决于要素禀赋和规模经济等因素，而规模经济可以通过培育区域性生产基地予以释放。例如，通过建设经济技术开发区，引导上下游产业完成地理空间集聚，降低生产性投入的要素成本和运输成本，畅通产成品销售渠道。

　　进口中间品的技术优势，则取决于国家各领域的技术创新水平和创新成果转化机制。在着力提升我国技术创新水平方面，一是要利用好政府“有形之手”，合理调控市场失灵下的重大基础性科研投入失衡等问题。在创新体系下，基础科学研究具有投入时间长、经费开支大和收益见效慢的特征，如果仅依靠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可能会导致基础科学研究投入不足。政府部门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了解并把握技术前沿进展，适当引导科研机构和企业等创新主体定向攻关，对关键“卡脖子”技术难题给予人力、物力与财力倾斜。二是要坚定不移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企业居于生产和销售环节的前沿阵地，能够第一时间感知生产过程中遭遇的技术难题，获取市场对技术创新方向的需求反馈。这就要求应坚定不移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一方面，加快构建企业创新风险抵御体系，着重支持创新型企业和重点攻关领域企业。另一方面，提高创新优惠政策的实施准度。加快完善创新优惠政策的执行机制，构建企业创新等级评价制度，设置低端创新预警名单和虚假创新制裁清单，优化创新政策实施精准度。在加快完善创新成果转化机制方面，创新成果转化机制是科技创新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核心渠道，阻碍创新成果顺利转化的现实问题主要包含创新成果市场需求不足、收益分配不确定性和供需端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导致创新链条存在明显的阻塞。对于创新成果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应引入市场导向为主体的创新机制，通过创新价值引导前端创新主体实施符合市场需求的创新活动。对于收益分配不确定性问题，应将事后的创新收益补偿机制转化为事前的知识产权奖励机制，使得创新主体能够及时回笼创新成本、获取合理收益。对于供需端信息不对称问题，应打造具备一定规模的兼具市场主导和政府支持的创新成果交易平台，降低创新成果转化成本。

　　推动国内市场一体化建设

　　广袤的山川地域和行政分权下的政府治理体系，赋予了我国经济发展以广阔的空间。然而，地理屏障和行政壁垒也演绎出较为严重的市场分割问题，阻碍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环节之间的联通。推动国内市场一体化建设，应紧紧围绕市场分割的两大主因针对性施策。第一，减少地理屏障引致的市场分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破除地理阻隔的主要方式，应分阶段有序推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打造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三网协调、统筹推进的交通网络，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数字化和信息化突破了传统的空间维度，大幅减少信息传递、网络分工和商品交易的空间障碍，应继续加快互联互通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互联网和移动设备普及率，深入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加快建设数字强国。第二，降低行政壁垒引致的市场分割。官员晋升锦标赛体制下，我国国内循环经济发展表现出典型的行政区经济。各行政区主推本地企业商品，不同程度地对来自其他地区的企业商品采取各类限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品流通和市场化经济发展；行政区的投资建设和规划布局倾向于以其中心区域为核心着力点，边界区域往往被策略性忽视。对此，应进一步优化官员政绩考核办法，将对区域协作发展的贡献度纳入考核指标，从体制机制上缓解行政区经济发展不良竞争局面；加大各行政区交界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联通力度，改善边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进一步推动区域一体化。目前，我国在深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发展战略中，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和有益的尝试，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对此，我国可以加大先行先试的力度，把一些好的做法进一步推广，助力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充分挖掘并发挥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规模优势，为应对国际供给冲击、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增添新的强大动力。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