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明确“十四五”时期的时代方位，从“两个大局”出发阐明中国未来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深入理解和把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有利于引导全社会汇聚共识、凝聚力量，对于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是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稳固根基的重要跃迁，符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与强大的现实性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划出了蓝图，明确提出中国现代化发展分“三步走”的总体战略部署。从大“三步走”总体战略部署具体到小“三步走”战略实施再延伸到新“三步走”战略框架，我国立足自身的发展现状，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和五年规划相结合，着眼于现代化发展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攻坚克难，按计划逐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从“四个现代化”的初步提出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升级转型，集中体现了我国现代化国家建设事业历经从“赶上”走向“引领”，正迈向全方位的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即集经济体系、治理体系、教育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等于一体的现代化全新建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创造了稳固物质基础与良好前提条件。目前，“十三五”规划目标即将完成，脱贫攻坚战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全面依法治国取得重大进展，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我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促使世界各国人民不断加强相互了解，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能够卓有成效地在某些基本问题上形成共识，凝结成共同价值，自觉破除“修昔底德陷阱”的思维定式。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再接再厉、一鼓作气，“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坚实基础”。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我国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跃迁到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标志着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又迈出了新的一大步，是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启。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充分肯定，是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进之路的关键性步伐，彰显着制度优势与丰厚的实践成果。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离不开制度的支撑和保障。制度不仅是关涉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与向往的基础，而且是关系安邦治国的根本。《商君书》云：“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一个国家的制度具有全局性、长期性与稳定性的特征，是治国之根本所在。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最根本的是因为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了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制度，不断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以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为重要依托，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价值理想追求，深深植根于人民性立场，展现出中国之治的巨大制度优越性。
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开始，到进一步明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再到当前积极回应“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说，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明确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制度稳则国家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两大奇迹：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稳固根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不仅是对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充分肯定，同时也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必由之路，是推动人类文明演进、迈向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之路的关键性步伐。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是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在实践层面的生动诠释，符合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具有坚实的理论性支撑与丰富的时代性内涵。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方面体现为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体现为马克思为人类社会发展所确立的消解奴役性的价值标准。马克思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还揭示了现代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资本的增殖”构成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式。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的本质定义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过去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改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又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些都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所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在实践层面的生动展现。
由于人类存在方式的实践性和超越性，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具有“合规律性”，同时具有“合目的性”。发展的“合目的性”是一种价值指向性，发展的目的是一种合理性的价值承诺。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消灭“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奴役性关系。《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就是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是对人与自然之间奴役性关系的消灭。在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过程中，“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幸福生活一直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远景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所关涉的终极指向，与马克思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旨趣和价值承诺是相一致的，具有丰富的人类性关怀和时代性内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推动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再上新台阶，实现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又符合我国当前基本国情的重要举措。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吹响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是历史交汇点上的宏伟蓝图。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我们承担着新的历史任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在于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且还在于它在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同时正积极地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超越资本”的文明。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