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认为影响翻译的各种相关因素即是翻译的生态环境，它包括翻译活动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历史等环境。换言之，“翻译生态环境包含翻译活动产生的时代语境、翻译政策、翻译机构、出版发行机构、译者、译介作品的传播媒介及其阅读传播效果等因素，多种因素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共同制约着翻译活动的形成与发展”。延安时期翻译创作发展的空间有限，但翻译在战时语境下担负着“抗战、救国、益群、宣传”的使命，翻译亮点突出、翻译风格独特、翻译成果丰硕，是延安学、中国翻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延安学研究、中国翻译研究和中国文学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延安时期“红色”翻译的时代语境与翻译政策

　　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活动主要受文学内部的“诗学”因素和文学外部的“意识形态”与“赞助人”因素的影响，而后者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鲜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立场影响和召集了大批优秀知识分子来到延安，参与到翻译工作中来，并成立了专门的翻译出版、发行机构，确保翻译作品的出版发行与传播。延安时期的翻译是战争特殊文化语境下的产物，具有特殊的战时语境和浓厚的政治色彩。只有将延安时期的红色翻译置于战时语境的视域下，才能更全面透彻地了解该时期的翻译活动。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在多次会议中从政策上正式提出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延安时期的翻译工作做了全方位的统筹安排和组织管理。为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马列学院编译部和军委编译处两个马列著作翻译机构，进行马列著作翻译工作，并成立了解放社负责马列著作的出版发行工作。中共中央还号召和资助了大批优秀翻译人员为马列学院编译局和军委编译处工作，编辑翻译作品。在党的高度重视翻译工作政策的指引下，延安时期马列著作、马列哲学、经济学和文学理论得到了有组织、有计划的翻译和出版，为马列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

　　延安时期的翻译机构、出版发行机构与译者

　　1938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马列学院编译部，张闻天和张仲实先后任编译部主任，吴亮平、柯柏年、何锡麟等一批专业的编译人才成为编译部主要成员。马列学院编译部主要负责编译马列经典著作，主要翻译作品有《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费尔巴哈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等，为马列哲学、经济学、文艺理论的学习与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1938年10月，中共中央成立军委编译处，叶剑英任主管领导，主要成员有刘云、杨松、袁维、焦敏之等。军委编译处负责翻译马列军事著作，主要翻译作品有《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社会主义与战争》《法兰西内战》等，为将领军事理论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的军事理论指导。

　　1938年，延安成立了出版发行机构“解放社”，负责出版马列著作及其他译著。1939年6月，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出版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和学习资料。1939年9月，新华书店扩大营业搬迁新址，负责出版马列著作和党报党刊。马列著作通过这些机构可以及时出版发行，极大地满足了马列主义思想学习和研究需要。

　　翻译是译者自身在一定的翻译生态环境中进行的具有创造性的活动。在翻译的过程中，延安时期的译者在明确自身的翻译目的和文本的预期受众的前提下，综合延安时期特殊的历史、政治等因素，选择了相应的翻译策略，充分发挥其主体性，注重译文译著的翻译效果，为延安时期的翻译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延安时期译者的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精神正是我党延安精神的集中体现。

　　延安时期译介作品的传播媒介与阅读传播效果

　　延安时期译介作品的传播主要依靠图书、报纸和广播等传统媒介。解放社负责马列译著等图书的出版，《解放日报》负责刊登马列著作相关译作、外国文学作品及国际新闻译作。延安时期的译介作品通过解放社的出版发行和《解放日报》的刊登介绍得到了广泛有效的传播，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阅读与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延安时期马列译著在解放社一经出版，就成为延安各大学及党校的教材和学习材料，也是共产党员的必读书目，满足了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需求。《解放日报》是延安时期发行时间最长、阅读影响力最大的报纸。《解放日报》第三版开设了专门刊登马列著作相关内容的版块，以满足读者的马列主义学习需求。延安时期马列著作在强烈的政治学习需求和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与政策支持下，得到了广泛的阅读与传播，其阅读与传播效果极为显著。

　　《解放日报》第四版刊登的外国文学作品，内容涉及戏剧、诗歌、文艺理论等方面，使延安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了解了国外的历史与文化，受到了外国优秀文化的熏陶，开阔了视野眼界，提高了文化素养。《解放日报》刊登的国际新闻以报告文学作品为主，其篇幅短小精悍、内容通俗易懂，在翻译过程中多采用大众化的语言和叙事方式，使不同阅读群体，尤其是普通大众了解了当时的国际局势与二战战况，满足了文化素质较低的普通工农兵大众的学习阅读渴望。因此，延安时期外国文学译作和国际新闻译作也得到了广泛的阅读与传播。

　　延安时期“红色”翻译的价值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围绕中国革命的需求成立了翻译机构，制定了翻译政策，培养了一批懂政治、会外语的优秀译者及外交人才，产出了一些翻译作品。这一系列的翻译活动都与党在延安时期的政治任务、宣传任务和外事交流的需求相关，所以延安时期的翻译起到了对外和对内宣传的双重作用。因此，延安时期的翻译行为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首先，延安时期翻译机构的成立使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成为可能。“延安时期马列著作翻译机构和外事外交翻译机构是在特定的战争语境中成立的，自然具有红色政治翻译与革命翻译特质”，作为一种有力的宣传工具和武器，在当时的政治宣传与外事外交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其次，延安时期翻译人才的培养不仅解决了战时翻译人员短缺问题，而且为新中国储备了外交翻译人才。延安时期外语翻译人才的培养和外语教育实践对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最后，延安时期的翻译作品有效地对内宣传了马列主义思想，对外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延安的建设情况，不仅对人民大众进行了宣传教育，还用马列思想统一了军队和人民思想，坚定了人民的抗战决心和意志。

　　总之，延安时期的“红色”翻译使中国共产党对外扩大了国际影响力，对内赢得了人心和社会各界的赞誉，正是这些翻译实践给延安打开一个窗口，在让延安了解世界的同时，也让世界更了解延安。

　　（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2018年专项科研计划项目“延安时期的外交译员群体研究”（18JK0847）、陕西省社科规划办项目“基于数字化的延安红色文化翻译实践及传播研究”（2019M02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