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者搞一辈子研究，如果提出了新概念并受到学界的认可，不仅是个人之幸，而且是学科之幸。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不乏新概念的创制者，他们呕心沥血，著书立说，树帜立学。其中，我的博士后导师王小锡教授可谓一个特立独行之人，他曾提出了多个原创性概念，甚至有几个概念在学界还引起过“轩然大波”。

　　一种思想的提出，需要有合适的外在大小环境。往大了说，与世界的形势、国家的情况都有关系，往小了说，与个人所处的小环境，比如学术共同体、单位和团队的情况息息相关。即便如此，同样的环境下，有的人星光灿烂，有的人默默无闻，除了运气成分之外，只能说还关乎对外在机遇的领悟和把握。

　　王老师提出的“道德生产力”“经济德性”“道德资本”等原创新概念，在经济伦理学研究领域影响深远。

　　王老师并非天生就是“学问家的胚子”，他的学术生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岁月，一路高歌猛进，新的思想、新的实践、新的发展，日新月异。这是一个呼唤思想创新的时代。当时，王老师所在的南京师范大学公管院，经常是国内外名流大家云集。比如，有伦理学大家罗国杰、魏英敏、唐凯麟、夏卫东、万俊人、焦国成、葛晨虹、龙静云、李萍、李建华等，还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巨擘侯惠勤、张一兵、俞吾金、任平、杨适等，都悉数莅临学院讲学。这极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术眼界，提升了我们致力于学术研究的自信心。

　　可以说，那时候的南师大发展迅猛，可谓风生水起。公管院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学院，随园是一个环境优雅、古色古香，能够孕育、激发和产生思想的著名校园。2002年，我进入南师大随园攻读硕士学位时，大家的确就是这样一种感受。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国内经济社会关系日益多样化，哲学伦理学的发展也与时俱进，日益分化，出现了不少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具有应用性的分支学科。经济伦理学就是其中一门重要的新兴学科。实际上，创新的基础是实践，没有经济伦理的实践，不可能有经济伦理学研究。但是，有了实践，还需要相关知识背景的人去做、去开拓才行，所谓“道不空行，必依其人”。

　　王老师是地道的农家子弟，立志以学术报国，认为“学术为天下公器”，“学问当服务社会”。但这种“责任伦理”只是创造出原创理论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只有具备较为扎实的伦理学和经济学功底的有心人，才具有创立经济伦理学学科、提出支撑学科发展的核心概念的可能性。

　　“道德生产力”“道德资本”的提出，使得经济伦理学原创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体现了典型的伦理学与经济学的知识交叉，体现了概念创制者卓越的“共鸣力”。尽管概念在提出之初饱受争议，至今也仍然存在某些不同声音。

　　王老师常说，做学问要扎实扎实再扎实，认真认真再认真。他的一个“道德资本”理论，推出了“十论”，还有两本论著。一个是“经济伦理学年鉴”，一做就是20年；一个是“中国伦理学”研究梳理，从“60年”做到了“70年”，等等。这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体现了王老师做学问的扎实、坚持以及犀利、敏锐的学术感受力。

　　王老师不仅是“经师”，而且是真真正正的“人师”。他自己做了原创的表率，并现身说法，反复叮嘱学生，要拿出个人的学术特色，以此报效国家、服务社会。他反复提醒学生，将来不管干什么，都要走正道，发挥正能量，唯此方能“尽到努力不后悔，问心无愧不伤神”。

　　在王老师的鼓励下，他的不少学生做出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如企业伦理、劳动伦理、音乐伦理、资本伦理等。我自己也尝试涉猎一些具有新意的学术概念。比如，“比较经济伦理学论纲”“伦理生态”“道德经营”等。虽说到目前为止，这些概念还没有产生多大的学术影响，可这种不断尝试、不断突围的精神应该发扬。可以说，王老师的鼓励是学生们锐意创新的理论底气。

　　近两年来，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举家从南京来到上海，由于担任了行政职务，日常事务陡然多了许多倍，可和王老师的联系并没有中断。一旦静下来，王老师关于一心向学、原创学术的谆谆教诲，就时时刻刻在耳畔回响。我在想，有好多事情，理不隔行。发展方向一旦找对了，认准了，就要砥砺奋斗，久而久之，必成大器。

　　学术不仅是自我实现、自我超越式的修行，也是一份无论如何都不能推卸的社会责任。尽管自己在学术之路上已经摔打经年，不断回首走过的路，依然会带着恩师给我们的“精神干粮”，毅然“再出发”，以此延续恩师的“初心”，薪火相传，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这样，也算是对师恩的一种报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