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分析了世界历史进程的规律性现象，指出草原和海洋对文化交流的作用。他写道，“航海的人民很容易把他们的语言传播到他们所居住的海洋周围的四岸上去。古代的希腊航海家们曾经一度把希腊语变成地中海全部沿岸地区的流行语言”。“在太平洋上，从斐济群岛到复活节岛、从新西兰到夏威夷，几乎到处都使用一样的波利尼西亚语言，虽然自从波利尼西亚人的独木舟在隔离这些岛屿的广大洋面上定期航行的时候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许多世代了。此外，由于‘英国人统治了海洋’，在近年来英语也就变成世界流行的语言了。”汤因比指出，“在草原的周围，也有散布着同样语言的现象”。就便利交通的作用而言，草原和海洋有同样的意义。草原为交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草原这种“大片无水的海洋”成了不同民族“彼此之间交通的天然媒介”。“草原象‘未经耕种的海洋’一样，它虽然不能为定居的人类提供居住条件，但是却比开垦了的土地为旅行和运输提供更大的方便。”（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4—235页）中国上古文献不使用“草原”这一地理语汇，但注重“善水草”（《史记·李将军列传》）、“水草美”（《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水草之利”（《汉书·赵充国传》）对游牧射猎经济的意义。“逐水草迁徙”“逐水草移徙”（《史记·匈奴列传》）、“逐水草往来”（《汉书·西域传上》）的历代民族的发育、强盛及其活跃表现，促进了欧亚大陆多元文化的融合与进步。

　　从“弱水”“流沙”看草原

　　上古时期，中原人似乎注意到了“草原”和“海洋”两种地理样态对于文明融汇的相似意义。对于后世所谓的“草原”地貌，他们习惯使用“大漠”“流沙”“瀚海”等似乎与“海洋”有关的称谓。华夏文化的边缘“西至于流沙”（《史记·五帝本纪》），中原王朝的版图“西被于流沙”（《史记·夏本纪》），甚至秦始皇宣布其统一帝国的疆域时，自称“西涉流沙”（《史记·秦始皇本纪》）。此外，汉武帝歌诗言“天马”之来：“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史记·乐书》）

　　长期“转牧行猎于塞下”的“胡人”（《汉书·晁错传》），以其文化风格为中原人所瞩目。对于他们的进取意识和尚力之风，汉人称为“狼心”（《后汉书·南匈奴传》）、“其性悍塞”（《后汉书·乌桓传》）。汉人还注意到他们与中原文化传统的差异，强调其“贵壮健，贱老弱”“无冠带之饰，阙庭之礼”。然而关于双方“礼义”方面的差别，汉使与汉人降匈奴者中行说的辩论，《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述中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态度。

　　出土于湖北鄂城的一面汉镜，铭文可见“宜西北万里富昌长乐”（《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体现中原人对西北方向的特殊关注。对于西域绝远之国的探索，司马相如赋作言，“经营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绝浮渚涉流沙”（《汉书·司马相如传下》）。相关知识应当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就已经向东传布，博望侯“凿空”之后则全面影响了社会各阶层的认知。

　　相互往来促进民族融合

　　秦汉人习称北部边地为“北边”，时有“北边郡”和“内郡”的对应关系。当时虽然也有“南边”和“西边”的说法，但是“北边”为朝廷上下密切注目，为社会各阶层共同关心。这是因为这个方向存在着匈奴这一强势政治实体。由于交通能力与机动性方面的优势，其军事力量对汉地农耕社会造成严重威胁。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写道：“战争是一种人类交往的行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经指出， 战争本身“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他们特别重视民族关系在这种“交往”中的动态：“对野蛮的征服者民族说来”，这种形式“被愈来愈广泛地利用着”。秦汉时期北方草原地区具有军事强势的“征服者民族”匈奴，就曾经“广泛地利用着”这种“交往形式”取得战利。即使在战争状态下，据说“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史记·匈奴列传》），依然“关市不绝”。而战争形势的需要，也使得汉王朝兴起马政，发展屯田，繁荣了“北边”经济。由汉王朝的行政中枢，可以看到“胡巫”影响中原人信仰世界的表演。“胡骑”甚至成建制地在汉军中服务。而“胡贾”“入塞”之后在经济生活中的活跃表现，对内地市场产生了激活作用。汉家百姓亡入胡地，也将中原掘井筑城等技术带到草原，影响了那里的经济生活。

　　西域曾经长期为匈奴控制。霍去病部占领河西之后，汉文化向西全面扩张，至于“西域三十六国”（《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当地民族原本或“其俗土著，耕田”，或为“行国，随畜”（《史记·大宛列传》）。这一时期道路的开拓与汉王朝使团的活动有关，相互连接形成“去长安”若干里的定位关系后，连贯各个绿洲国家的东西贸易通道实际上已经形成。

　　武装征伐条件下实力与效率的竞争，使得相关民族的文化气质和民俗风格有所改变。匈奴骑兵“攻战”“退兵”，或“如鸟之集”，或“瓦解云散”（《史记·匈奴列传》）。这种节奏急骤，机动性甚强的风格也影响了汉人。据说“迫近戎狄”地方，“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书·地理志下》）。此时，人才地理分布中有“山西出将”之说，就是因为“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所谓“高上气力”，指出战争背景导致的英雄主义精神的提升。

　　各民族日常相互往来，也全面促进了文明的融汇。汉与匈奴、汉与西域民族、匈奴与西域民族的和亲，西域民族相互之间的和亲，以及较广阔社会层面的跨民族情爱与婚姻，显著影响了种族人口构成。在物质生活层面，丝绸向西传输，香罽则成为中原人的日常消费品。谷物、牲畜、果品往来，出现了物种流动的新局面。在精神生活层面，礼俗、音乐等东西方互有影响。而纸向西方的传布，更是影响世界文化面貌的重大历史性进步。

　　秦汉抗击匈奴影响世界

　　秦王朝虽然短暂，但因秦人在西北方向长期的活跃表现，以“秦”为标志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在辽阔的空间内形成显著影响。两汉时期，西域及北方草原民族仍称中原人为“秦人”。实例见于《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匈奴传上》《汉书·西域传下》及新疆拜城《刘平国刻石》。关于“China”的语源，有人解释为“丝”、有人解释为“茶”、有人解释为“荆”即“楚”、有人解释为“昌南”即“景德镇”。也有学者以为与稻作有关，是“粳”的译音。而较多学者倾向于该词由来于“秦”的判断。《美国遗产大词典》的解释是，“China”一词与公元前三世纪的秦朝有关。《哥伦比亚百科全书》的编者也主张“China”一称来自于秦王朝。以“秦”为标志性符号的历史阶段不但对世界文明进步有很大贡献，而且保留了我们民族光荣的久远记忆。

　　秦汉人抗击匈奴侵扰的重要军事方式是修筑长城。陈序经撰写于1954—1956年的《匈奴史稿》在考察公元前3世纪中原民族与匈奴的关系时写道：“欧洲有些学者曾经指出，中国的建筑长城是罗马帝国衰亡的一个主要原因。他们以为中国建筑长城，使匈奴不能向南方发展，后来乃向西方发展。在公元四五世纪的时候，匈奴有一部分人到了欧洲，攻击哥特人，攻击罗马帝国，使罗马帝国趋于衰亡。”陈序经认为：“长城的作用，主要用于防御匈奴入侵。匈奴之西徙欧洲是匈奴经不起汉武帝与汉和帝的猛烈攻击，但是中国劳动人民所修筑的长城，象征了秦王朝的强盛和阻止匈奴南下的决心。长城的主要作用是防守，当然，做好了防守同时也为进攻做好准备。长城不一定是罗马帝国衰亡的一个主因，然长城之于罗马帝国的衰亡，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匈奴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匈奴向欧洲迁徙的历史动向，有的学者认为自秦始皇令蒙恬经营“北边”起始，世界民族文化格局因此有所变化（比新：《长城、匈奴与罗马帝国之覆灭》，《历史大观园》1985年3期）。有的学者更突出强调秦始皇直道对于这一历史变化的作用（徐君峰：《秦直道道路走向与文化影响》，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版）。这样的认识有一定的学术依据，可能也需要进行更充分、更深入的论证。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明德书院院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