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两蕃称谓体现民族认同
2020年08月14日 10: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8月14日第1989期 作者:毕德广

  唐宋史籍中多次出现“两蕃”一词。“两蕃”所指代的具体民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上的“两蕃”主要有三种情况:其一,指西北两蕃,如《相国义阳郡王李公墓志铭》载:“其后怀恩父子皆败,朔方有众,洎西北两蕃,望子仪而顿伏,皆如公策。”关于西北“两蕃”指代民族,胡三省曰:“若开元、天宝以来,西则吐蕃,北则突厥。中兴以来,所谓两蕃,西则吐蕃,北则回纥。”(《资治通鉴·唐纪五十》)其二,指辽东两蕃,即新罗、渤海或百济、高丽,如《旧唐书·穆宗纪》载:“平卢军新加押新罗渤海两蕃使,赐印一面,许置巡官一人。”《命张俭等征高丽诏》载:“百济高丽,恃其僻远,每动兵甲,侵逼新罗。……朕情深愍念,爰命使者,诏彼两蕃,戢兵敦好。”(《全唐文》卷7)其三,指辽西两蕃,即奚与契丹,如《通典·边防十四·突厥中》载:“八年冬……东发奚、契丹两蕃,期以明年秋初,引朔方兵数道俱入,掩突厥衙帐于稽落河上。”《旧唐书·德宗纪上》载:“十九年……玄宗遣忠王为河北道行军元帅以讨奚及契丹两蕃。”广义的“两蕃”是指两个民族之合称,与两者意同,可译为“两个蕃国”,并无更深的含义。

  狭义“两蕃”是指唐代的奚与契丹。这一意义上的“两蕃”不仅是一个合称,更是一个专属名词。在史籍中,当提及奚与契丹时,有时直接以“两蕃”称之。如唐玄宗在《敕奚都督李归国书》中曰:“朕比闻突厥欲灭卿两蕃,先敕守珪严为防护。”在《答张九龄贺破突厥批》中曰:“两蕃归我,因用御边,北虏猖狂,欲有亲率。”均以“两蕃”代指奚与契丹。《通典·边防十四·突厥中》载:“小杀等曰:‘两蕃亦蒙赐姓,犹得尚公主,但依此例,有何不可?’”《新唐书·裴怀古传》载:“俄转幽州都督,绥怀两蕃,将举落内属。”亦以“两蕃”代指奚与契丹。这一点与提及辽东两蕃时代指的新罗与渤海不同,称新罗、渤海为“两蕃”,则必在“两蕃”前缀上新罗、渤海的字样。个别地方未加此前缀的,也必在前文中出现新罗、渤海。当在文献中同时出现新罗、渤海与奚、契丹时,“两蕃”就变成奚与契丹的专称,渤海等则直述其名。如唐开元二十九年(741),以安禄山为“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资治通鉴·唐纪三十》)等。在提及吐蕃等两蕃时,则在“两蕃”前缀上“西北”二字。胡三省认为:“言西北两蕃者,以别奚、契丹两蕃。”(《资治通鉴·唐纪五十》)

  胡三省曰:“唐谓奚、契丹为两蕃。”(《资治通鉴·唐纪三十》)《旧唐书·契丹传》亦曰:“两国常递为表里,号曰‘两蕃’。”可见在唐代人的观念中,“两蕃”就是奚与契丹的代名词,在一定程度上,“两蕃”已经变成奚与契丹的另一称谓。唐玄宗在《敕幽州节度张守珪书》中曰:“两蕃自昔,辅车相依,奚既破伤,殆无遗噍,契丹孤弱,何能自全?”一语道破奚与契丹之间二位一体的关系。

  “两蕃”作为唐代奚与契丹的专称,与它们的族群认同息息相关。任何一个民族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对其族群认同的建构、维持和强化,奚与契丹曾经历过三次族群认同的调整。

  第一次发生在北魏建立前后。奚与契丹作为东部鲜卑宇文部的“遗落者”,因宇文部灭亡而无所依附,族群归属感丧失。而且,他们可能因宇文部残余的身份而不断遭到拓跋鲜卑等势力的攻击,不得不重构族属,遂自号“库莫奚”。这一自号显示出奚人对其族属有着清楚的认同或追忆。从隋代库莫奚简称“奚”来看,“库莫奚”一词当以“奚”为主体,“库莫”仅为修饰词。这一点可能与“勒姐羌”“卑湳羌”的名称形成有共通之处。这两支羌人分别因居于“勒姐溪”“湳水”而得名。“羌”是其族属,“勒姐”“卑湳”只是修饰词。当奚人自号“库莫奚”时,契丹尚未与之分离,更无族号,即此时还不存在一个名为“契丹”的独立群体。北魏登国三年(388),库莫奚为拓跋珪所击溃。有一支部众被迫分离出去,同样面临着重构族属和强化族群认同的问题,于是自号“契丹”——意为“类似奚人的人”或“杂处于奚人中间的人”(爱宕松男著,邢复礼译:《契丹古代史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这一自号既宣称了契丹是一个独立的族群,又突出了契丹与奚之间的渊源关系,有利于维持和强化当时契丹族众的族群认同,还可以引导族众树立新的族群意识。

  第二次始于隋唐,讫于辽代。随着两蕃与中原联系的日益密切,其上层社会产生了融入华夏体系的想法,出现了二者祖出炎黄的族群认同和祖先重构。此类重构可能只限于两蕃的上层社会,尤其是建立了辽朝的契丹贵族。如《辽史·世表》云:“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唐代奚人质子热瓌墓志载:“原夫轩丘有子,朔垂分王,代雄辽碣,厥胤繁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市唐故奚质子热瓌墓》,《考古》2014年第10期)“轩丘”当指黄帝,即将奚人始祖追溯为黄帝。将祖先追溯为炎帝或黄帝等三皇五帝,在边疆民族史中司空见惯。这种关于祖先的记载,可能出自族群成员的构建,也可能是被当时人或后人所构建。以奚为例,热瓌墓志将其祖先追溯为黄帝,一种可能是部分上层奚人渴望融入华夏体系中,故重新构建祖先的形象;另一种可能是唐王朝对热瓌祖先进行构建,并希望将这种构建植入奚人的观念中,以图拉拢、感化和控制上层奚人。从热瓌墓几乎完全唐墓化的情况来看,唐王朝确有拉拢奚人之意,也就不排除族群认同的可能。

  第三次发生在唐末。奚人的生存资源不断被契丹侵占,处境十分危急。耶律曷鲁劝降奚王术里时,说奚与契丹语言相同,“实一国也”,且二者有着相同祖先“奚首”。奚王术里在其劝说下,投降了契丹,表明他及其所代表的奚族上层社会是认同奚与契丹“实一国”、奚首为同祖的说法的。这一事件可以看作是奚与契丹共同重构或重申了族群认同。这次重构既以两蕃的共同语言和祖先记忆等文化传统作为依据,又以现实利益为基础,同时也与二者在唐代的不断融合有关。正是因为奚与契丹的联系日益紧密,唇齿相依,外界才会以“两蕃”专称之。“两蕃”这一称谓代表着奚与契丹之间的不断融合,并趋向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趋势。当然,两蕃并非形成一个新的族群,而是随着宋元时期民族大融合,最终融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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