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净州路故城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吉生太镇城卜子村。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其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金史·地理志》记载，此地原名天山县，旧为榷场。大定十八年（1178），以天山县升置净州，属西京路管辖。元朝建立后，升为路级建制，设总管府，成为中书省辖地。净州路故城曾是蒙元时期沟通大漠南北的道路枢纽，经济、军事、交通地位重要，繁盛一时。从文献记载和出土器物，可以了解元代这座草原城镇多元多样文化共生共存的历史状况。

　　儒学受到重视

　　文献中关于净州路的儒学发展情况没有明确记载，考古资料则确凿地证明了元代净州路存在儒学学校和奉祀孔子的文庙。

　　1956年，郑隆对净州路古城做过专题调查，并将调查情况发表在《考古通讯》1957年第1期。其中提到城内西南部有文庙建筑遗迹一处，原有白玉石碑一块，碑上年号为大德年。1958年，奂文于《考古通讯》第1期发表文章，称发现《归绥县志·金石志》附录《宦海浮沉录》收录了该碑碑阴文字，并记此碑于1917年由绥远道尹张志谭移至绥远旧书院。该碑现藏内蒙古博物院。

　　《归绥县志·金石志》所录《追封大成至圣文宣王碑》记录了净州设立儒学教学机构、孔子庙、总管府等内容，移录如下：“□□□□儒学校□李让叙事□□□□□税使司前□军府乃古镇之雄藩今净州□□□□通衢之□路□示□天山□□凤阙西枕龙州南迎宣慰司□宣圣之庙□永镇生民之风化焉。圣朝颁行，诏旨追封大成至圣文宣王。净州路□管府，大德十一年七月立。”参据碑文，结合耶律楚材赠天山县太守周敬之诗“天皇有意用吾儒，四海钦风尽读书。可爱风流贤太守，天山创起仲尼居”可知，净州路天山县在大蒙古国时期可能即建有祭祀孔子的祠庙建筑，同时设有教授儒学的学校。大德十一年七月立《追封大成至圣文宣王碑》，在唐宋统治者给予孔子“文宣王”“至圣文宣王”封号基础上又加“大成”，表明了元朝对儒学的倡导和重视，反映了净州路儒学的昌盛。

　　从净州路居民人数和居民成分看，也有大兴儒学的基础。据《金史·地理志》明确记载，净州有5938户。作为金朝西北边地之州，尚且有如此多的户数，入元后成为中书省直辖“腹里”之地的净州路户数想必不会少于金代。以往，史书和论者凡言及净州多涉及马氏汪古，似乎净州城内只有汪古人聚族而居。实际上，除了信奉景教的汪古人以外，净州城内还应有为数不少的汉族人口。虽然文献有所缺漏，但依赖调查采集的瓷器墨书姓氏题款可以弥补。仅依笔者掌握资料，在净州城内采集的碗底圈足内外墨书题写的姓氏就有“王”“李”“张”“陈”“孙”“郭”“邓”“彭”“于”“任”等，还有连姓带名的墨书如“胡義”“杜二”“王三”“史四”“閆大”等。这些题写汉姓的瓷器极有可能是当时的汉族人使用的器物。另有数量相对较少的八思巴字、十字纹、画押类符号等碗底墨书题款，其中墨书十字的瓷器更有可能属于信奉景教的汪古人用具。这些墨书汉姓数量不少，说明当时净州路的居民结构并非单一的汪古人，而是应以汉人居多。此外，从姓氏的多样性上可以大体判断净州城汉族居民并非来自内地的一地一村，或某几个同姓家族、氏族，来源较为广泛、多元。这与净州城所具有的经贸、交通、军事等城市功能和重要地位密切相关。元代居住在净州城内的大量具有中原传统文化背景的人口，使得儒学的存续和发展得到了保障。

　　景教文化流行一时

　　金元时期净州一带的民族构成较为多元，其中马氏汪古是净州天山的著名世家大族，家族中人先后有仕金仕元者。综合《金史》《元史》及元人文集记载可知，马氏之先祖出自西域聂思脱里（景教属基督教聂思脱里派）贵族，大概在辽道宗时自西域入居临洮狄道（今甘肃临洮县），后逢金兵攻略，举家迁往辽东。马庆祥本名习礼吉思，其祖父帖木尔越哥，仕金为马步军指挥使，以官名有马，因以为氏。父把扫马野礼属，始迁至净州天山，“业耕稼畜牧，赀钜万”，“以财雄边”。金大安初年，卫王通问大元，以习礼吉思善智辨、通六国语而选作副使。后与蒙古大将萌古不花交战，被围不屈而死。值蒙古军攻破汴梁，习礼吉思子月合乃北行见蒙古大汗元宪宗蒙哥，得到任用。月合乃后随忽必烈征宋、战阿里不哥，发挥经商理财专长，“商农安业，军政修举”，深受褒奖。到元仁宗时诏行科举，月合乃曾孙马祖常，“博学能文章，乡试、会试皆为举首”，诗文造诣颇深，有作品行世。马祖常尝撰曾祖月合乃神道碑，其中提及属景教徒的先人名字有十余人之多，说明金元时期的净州马氏族人普遍信奉景教，景教文化在净州一带流行一时。随着部分马氏汪古后人迁入内地日久，受中原儒学浸染渐深，子孙逐步改宗儒学，及至马祖常已成元代大儒。从文献记载来看马氏汪古一个家族的缩影，可以管窥一个时代的文化变迁。

　　考古发掘也证明信奉景教的汪古人居住于净州一带。1995年，魏坚主持调查发掘了净州古城及其城外墓葬，发表了《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城卜子古城及墓葬》。该文认为这一墓葬虽然在墓葬形制、葬俗、随葬品等方面与达茂旗、四子王旗和兴和县清理发掘的属于金元时期的汪古部墓葬存在一定差异，但通过比较研究可以看出，净州城外墓葬与内蒙古中部阴山南北地区发现的同时期汪古部墓葬在文化面貌上基本一致，应为金元时期汪古部的遗存。

　　佛教文化盛行

　　除了景教文化、儒家文化，佛教文化也流行于净州城内。根据考古学者1995年的调查，到20世纪90年代，城内因村民建房、种地，遗迹遭到破坏，仅在西北部保存有两处东西并列、相距15米的建筑基址。基址平面均呈长方形，其中东侧基址东西长42米、南北宽32米、残高约1.5米。两处基址地表均散布有大量砖、瓦和琉璃构件。“据当地村民反映，曾出土过佛像和彩塑等文物，故判断应是和庙宇有关的建筑基址。”此后，这一判断的正确性得到进一步证实。2020年4月18日，笔者邀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士后袁刚一同考察净州路故城。临近中午时分，袁刚于城西北东侧建筑台基附近采集到一枚有支钉痕的白瓷碗底，拭去浮土，认出圈足内有墨书“北寺”二字。返家后，经过简单清理，于圈足外侧又辨认出墨书“海藏寺”三字。其中“海”字右边因瓷器残缺而稍欠完整，但不影响清晰识辨。“藏寺”二字基本完整。因为字数原因，“北寺”书于足心处，“海藏寺”书于圈足外侧。辽金元时期有在瓷器底部墨书姓氏、店铺馆舍、机构名称的习惯，是古人物权意识的一种反映。该瓷碗墨书“海藏寺”，即说明其为该寺用具。通过对瓷碗胎、釉和底足旋痕等观察，并请教相关专家，断定是元代磁州窑白釉碗。从而可以确证，元代净州城内曾建有佛教寺庙“海藏寺”，俗称“北寺”。因采集于净州故城西北部东侧建筑基址近旁，亦可推测该基址极有可能是“海藏寺”遗址。另外，“海藏寺”既然俗称“北寺”，与此相对，推测应当还有“南寺”。采集的“海藏寺”墨书碗底，填补了文献记载的空白，起到了证史、补史作用。至于元净州故城西北部东侧建筑基址是否是“海藏寺”遗址，城南部是否存在“南寺”，最终要由科学的考古发掘给出确切答案。古代宗教建筑的营建，应当以拥有一定数量的信徒为基础。“海藏寺”的存在，表明元代净州路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佛教信徒，佛教文化盛行。

　　元净州路故城曾是古代汪古、汉等多民族和谐共居、繁衍生息，儒学、景教、佛教等多元多样文化交相辉映、交流互鉴的地方。一座草原古城，折射了一段历史，更蕴含着镜鉴。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只有尊重各民族文化，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的大花园才能够缤纷多彩、姹紫嫣红。

　　（作者系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