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现代化助推国家治理能力提升
2020年07月17日 02:5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7月17日第1969期 作者：唐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与工作要求。在这个伟大进程中，各行各业都要朝着这个大方向奋斗，不仅要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还要同时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发展，智库也不例外。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历程，智库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推动力，堪比“国之重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为国家决策咨询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要勇立潮头，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国家治理与智库建设相互促进
智库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思想先导和咨政建言的重要作用。在国家治理体系的诸多要素中，制度发挥着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作用，国家治理的一切工作都要依照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其中，智库主要发挥理论创新、战略谋划等功能，为科学制度体系的建立提供理论支撑。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不断提升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执行能力和执行效能的体现。其中，智库主要发挥咨政建言、政策评估、舆论引导、启迪民智、服务社会、公共外交等功能。作为决策咨询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库全面介入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制度安排，是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有力保障。因此，就构成了“国家之智（智库）—国家之制（治理体系）—国家之治（治理能力）”的良性传导链条。
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智库建设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和基础条件。智库在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制度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开展研究的同时，也在不断提升自身的研究能力和管理能力，实现智库自身的现代化。而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和基础条件。首先，党的领导为中国智库的现代化指明了立场、方向、原则和道路，科学民主法治的决策体制则直接将智库嵌入其中，这是智库能够安身立命并取得长足发展的根本制度保障。其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必将使得全社会各种资源要素优化配置、高效运转，这在客观上也将破解制约智库机构发展的体制机制矛盾，更好吸引各种资源进入智库行业，推动智库现代化发展。因此，也就形成了“国家之制（治理体系）—国家之治（治理能力）—国家之智（智库）”的良好保障链条。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智库建设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形成了一个“智”“制”“治”互相推动、不断上升的螺旋，最终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反之，如果没有智库的现代化，国家制度就会创新乏力，决策的科学化就难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就不能顺利达成。如果国家治理现代化步伐不够快，就无法给智库现代化营造良好保障条件，智库建设现代化也将困难重重。
新型智库要不断迈向现代化
中国智库要实现自身现代化，必须努力建成以特色功能为立足点、国家需求为导向、智库人才为中心、研究方法为范式、管理模式为保障、合作网络为拓展的现代化特色新型智库。
功能定位特色化。一个卓有成效的智库，关键要根据外部环境要求和自身特点优势，形成独特的功能定位。外部环境要求指的是公共决策部门和社会大众对智库的期待，自身特色优势是智库在运行过程中形成的社会资源、人力资源、智库产品、功能作用等方面的优势。国家智库和地方智库的服务对象不同，历史较长的智库和新兴智库组织文化各异，不同领域智库的研究特长不同。因此，有的智库专攻咨政建言和理论创新，有的擅长舆论引导和社会服务，还有的在二轨外交上发挥独特作用。只有不同功能定位的特色智库多了，才能形成多样多元、生动活泼的智库发展生态。
选题方向时代化。议题设置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和生命力。中国智库要紧跟时代潮流，坚持问题导向、实践导向、效果导向，切实回答时代命题。当下中国智库发展有一个很有特色的现象就是各类智库联盟纷纷兴起，其中很多是针对国家重大战略的智库联盟。这表明智库界认为需要紧跟时代步伐，在事关国家发展的重大命题上携手合作，才能推动整个智库行业的整体提升。
人力资源复合化。人才是现代化智库的核心要素。在一些传统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不少科研人员是“个体户”，相互之间缺少协同合作，无法形成合力，导致思路比较局限、成果失于偏颇等问题。在面对当今快速发展的时代给出的复杂命题的时候，研究人员搞“单打独斗”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智库不仅需要标志性领军人才，也需要具有各种学科背景、实践经验、岗位技能的人才。智库管理者要促进多元化人才的复合，将多学科背景和实践经验的研究人员、助理人员、管理人员“集成”起来，发挥人力资源的复合效用。
研究方法科学化。与学术研究相比，智库研究虽然同样需要遵循一定的学术标准，却不能完全遵循传统的学术范式，因为智库研究对象大部分是公共政策和实践问题，应该有一套独特、实用、科学、创新的方法论体系。国际一流智库普遍重视研究方法。我国智库大多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其研究方法长期是定性研究占主导，但在面对当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混合而成的复杂问题时，研究方法必须跟得上问题的变化，才能行之有效。我国智库的研究人员大部分是“学院派”出身，其研究方法的训练主要是各学科的学术范式，要想适应智库实践性、综合性问题研究，还需要掌握更多智库研究方法。
管理模式现代化。智库作为一类组织，实现自身现代化，对于智库机构负责人来说是一个管理学意义上的命题。与企业、政府、学校等机构的现代化管理一样，智库的现代化管理根本上要创新体制机制，形成适应自身特点的管理制度。中国智库大多数脱胎于体制内研究部门、事业单位、高校研究所等。这些机构在向智库转型之前，目标任务主要是完成上级要求，经费和人事管理都参照党政机关，这并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化智库的要求。现代化智库是生产知识的，而知识生产过程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知识工作者的劳动往往是复杂的，他们的信息沟通、人际关系也呈网络结构。因此，现代化知识型组织的管理也是十分复杂的，更加强调灵活性、自主性、扁平化管理，以知识生产者为中心，而不是按照严格的科层制架构来管理。
合作网络国际化。智库是国际传播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格局下，中国智库必须将视野放在全球，将目标瞄准国际先进，将研究拓展至世界前沿。智库要加入国际智库研究的大循环，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学习各国智库先进经验，吸收国际高层次人才。世界各国文明不同，发展模式各异，对问题的理解和解决方案肯定不同。因此，中外智库有差异很正常，想要完全消除立场、理论、观点的争议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更重要的是“求同存异”“互学互鉴”。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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