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秦时代开始，中国就开始认识周边世界，并留下若干记录。自《史记》《汉书》起，历代正史都包括对周边地区的记载，实际上是时人所知世界的历史。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才开始较多地了解今天意义上的古代世界。然而，对古代世界史的研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真正开始的。

　　世界古代史体系初步建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院系调整中，许多综合性大学和师范大学设立了历史系，在课程安排上学习苏联，采取中外通史并立的体系。作为世界通史的一部分，世界古代史从此赢得了应有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新生的共和国需要通过历史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尤其是通过世界历史说明人类历史是从原始社会经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进程，而且这个过程是有规律的、阶段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世界古代史因涵盖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而具有重要意义。在苏联史学影响下建立的中国世界古代史体系，不仅包含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古代史，也包括古代印度、中国和其他地区的历史。

　　1949—1966年，中国学者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扎实开展人才和资料建设，翻译古代史料和苏联史学著作。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部分著作，以及阿甫基耶夫的《古代东方史》、塞尔格叶夫的《古希腊史》和科瓦略夫的《古代罗马史》等，都是这一时期首次翻译出版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分册。这些文献的出版，既给具体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资料，又使学者们有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世界古代史的样本。在此基础上，中国学者尝试编写自己的世界古代史，代表是周一良、吴于廑总主编的《世界通史》上古部分。该书在第一章“原始社会”之后，分为四编，核心是揭示奴隶社会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生、发展和衰落。

　　这个时期，学者们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古代奴隶制尤其是东方奴隶制的特点。尽管少数学者试图否认奴隶社会的普遍性，但主流意见认为，古代东方与希腊罗马世界一样，经历了奴隶制发展的所有过程，只是因为农村公社长期存在，古代东方奴隶制长期处于家长奴隶制阶段。此外，古代史的一些具体问题，如古代印度种姓制度、苏美尔早期国家的政体、希腊城邦及其民主制度、罗马历史上的格拉古改革和基督教等，也受到一定关注。吴于廑的《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以生动的笔触，较为详细地叙述了古典世界的历史。经过10余年努力，世界古代史体系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

　　进入恢复与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深刻影响了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相关研究开始复苏，其中林志纯（笔名“日知”）贡献突出。他组织编写的《世界上古史纲》贯穿着他关于古代世界经历了从城邦到帝国发展的基本思想。他本人也连续发表论著，在世界古代史和中国古代史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人才培养上，他呼吁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在东北师范大学创建了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招收从本科到博士各阶段的学生。他发起建立了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研究会每年召开规模不等和主题不同的学术讨论会，成为世界古代史研究者交流信息、发表作品的重要平台。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也陆续恢复世界古代史研究生招生，并在资料建设、教材编写和科学研究方面加大投入，世界古代史研究日渐复苏。

　　20世纪70年代末，学者们面对的第一要务仍是资料建设。1976—2000年，一方面，学者们继续翻译古代史料和外国史学名著，《亚里士多德全集》、柏拉图《理想国》《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古印度吠陀时代和列国时代史料选辑》等，都是在这个时期翻译出版的。随着学者们眼界的开阔，苏联史学不再被视为圭臬，欧美古代史著作更受青睐。同时，各大学和研究机构陆续购进期刊和图书，夯实了世界古代史研究的基础。与此相适应，该时期的研究日益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研究领域和主题越来越广泛；观点越来越多元；资料越来越丰富。

　　与1949—1966年相比，这一时期的研究领域有了相当大的扩展，几乎每个领域都有论著问世。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奴隶社会问题上，观点的多元性表现得最为鲜明。关于亚细亚社会的性质，学者们提出了约20种看法。关于奴隶社会是否为人类历史必经阶段，也有必经说和无奴说等。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学者们能够根据史料而非语录进行争论。

　　上述变化使得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逐渐获得国际学界认可，国外古史学者到中国讲学和交流日渐频繁，逐渐成为常态。在中国第一届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会议（1993年）和第二届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研讨会（1997年）上，都有欧美和日本学者出席。

　　世界古代史研究走向繁荣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学术环境的改善以及人才队伍和资料建设的不断优化，共同促进了21世纪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走向繁荣。

　　在21世纪的世界古代史研究者中，学界前辈如刘家和、王敦书等继续活跃，但大多系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的学术新锐。他们与国际学术界联系密切，对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反应也更加敏锐。在资料积累持续增加的基础上，学者们推出了更多新成果，世界古代史研究也呈现出新特点。

　　资料积累进一步加快。在古代东方史领域，先后有《埃及历史铭文举要》《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古埃及〈亡灵书〉》和《古代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经典举要》等问世。在希腊罗马史方面，“希腊罗马史料集”丛书、《希腊拉丁历史铭文举要》和《古希腊铭文辑要》等陆续出版。对当代外国学术著作的译介进一步深化。最近20年来出版的世界古代史译著，就数量而论，超过此前50年的总和。

　　研究领域继续拓宽。举凡古代世界所有主要文明区域，几乎都有学者从事研究。具体到每个古代文明内部，则深入到更具体和微观的问题。以古希腊史为例，雅典民主固然继续受到关注，但从克里特和迈锡尼文明到希腊化时代，每个时代、每个领域，都有新成果面世。

　　广泛采用新理论和新方法。后现代主义的史料解构，妇女和性别研究与古代妇女的地位，公共空间与政治文化，东方主义、希腊主义与雅典民主政治研究背后的意识形态，叙事学理论与文本分析，族群认同及其在古代文明中的表现和作用，西方构建东方历史中的东方主义，后代对古代文明的接受，都曾获得部分学者的青睐，我们对世界古代史的理解也因此变得多元、多彩和全面。同时，21世纪的研究成果大多有丰富文献和史料的支撑，不再是繁杂的语录官司。

　　研究质量的提升，使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越来越与国际接轨，在与国际学者的对话中，中国学者也更加自信。2005年和2013年，中国又举行了两次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会议；2007年起，原由日本学者发起的日本和韩国西洋古代史论坛，首次正式邀请中国学者参加，2013年论坛在中国举行。这些都表明，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正在日益走向世界，并产生着越来越显著的影响。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