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在人类发展史上曾经长期处于领先地位，自古以来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朝廷制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税赋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为周边国家和民族所学习和模仿。”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不断，长期处于人类发展史上的领先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历史时期形成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古代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是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深入发掘古代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历史底蕴和丰富内涵，去粗取精，积极扬弃，对于坚定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参考借鉴意义。为此，我们策划组织了本期特别策划。

　　上古国家治理中民本主义的建立

　　国家以何为本，关乎国家的性质及其治理的方向，而国家权力的来源则关乎其合法性的建立。这些都扎根于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从而构成广大民众的普遍认识而被接受，并视为天经地义。中国从上古时代就形成了民本主义，颇具民族特色。

　　从监察制度看中国古代国家治理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中，监察制度具有重要作用和地位。其主要包括上下级行政监督、御史台等专职机构的监察和朝廷特遣使者的巡察三个部分，并相应地制定了一套法律法规作为指导和规范。对于这套制度的特点和得失，学界已提供了大量研究成果，以下就其中一些突出问题略作勾勒。

　　中国科举的多重功能及现代启示

　　在近代西方借鉴中国科举制建立文官制度之前，科举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选拔人才的制度。

　　汉武帝财政改革与中央集权的强化

　　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司马迁概括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为：“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外攘夷狄”主要指反击不断南侵的匈奴，解除匈奴的军事威胁；“内修法度”指完善、创制一系列制度，整顿社会秩序，强化中央集权。而财政改革作为“内修法度”的组成部分，既是“外攘夷狄”的经济保障，也是强化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

　　唐代文书行政与政务运行的连续性

　　中国古代帝制国家的运行，依靠一套立体直通的政务文书体系。依托文书来实现政务运行的文书行政，至唐代臻于完备。唐代皇帝的命令文书分为诏书（制书）和敕书两大类，经过三省程序成立以后，这些命令文书需要以尚书省的名义颁发到中央的“在京诸司”和以州县为主体的地方官府。文书行政自有其内在的连续性，是维系各级官府政务不因官员流动而中断的重要机制。

　　“汉唐观”形塑宋代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是政治统治获得合法性的基础，变化中的国家认同“需要从本土的历史和文化资源中去寻求表达自己的适当形式”。从历史叙述的角度来讨论国家认同，是政治史研究领域的新议题。10—13世纪是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并立时期，辽、宋、西夏、金、蒙元在交流互动中，展开各自政权的认同建构，以期增强统治的凝聚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宋、辽、金等政权以汉唐统治为典范，从汉唐统治中寻求国家认同的历史资源，是政治文化中的突出现象。

　　清代州县行政运作背后的“大历史”

　　中国古代始建于秦的中央集权行政体制，至清代臻于完备。在这种行政体制下，所有行政官员均由朝廷任命，而没有自下而上推举的“地方自治”。因此，各种不同层级的政区没有独立地位，与“朝廷”一起构成一个统一的行政体系。有鉴于此，通过这种统一行政体系在任何一个层面的运作，都可以透视“大历史”——实行了两千多年的“秦制”的重要特点。

　　会推行废与晚明清初的铨政改革

　　明代及清初高级官员的任用，主要分为特简与会推两种形式。特简由皇帝直接任命；会推是在吏部主持下，九卿与科道官集议产生提名人选，由皇帝裁决。会推大致在明宪宗成化年间渐成定制，成为高级官员的主要任用形式；特简间亦行之，既是对会推的补充，亦是皇权对会推的制约。万历以降，由于派系政治的纠葛，会推是否能够反映“公论”引起士大夫的疑虑。如何确保高官选任渠道的有效性，成为君臣必须面对的问题。至康熙年间，会推最终被废止，改由吏部开列、皇帝亲裁。会推的行废既是晚明清初铨政改革的一环，也为重新思考“清承明制”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清朝在继承明制的同时，亦继承了其制度负担与改革动议，制度演进的自身逻辑并未因明清易代而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