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豕部：“猪，豕而三毛丛居者，从豕者声。”指出“猪”是个从“者”得声的形声字。从目前材料来看，与《说文》小篆字形一致的“猪”字，如A1、A2形体（见古文字形体表）。

　　A1、A2这两个形体分别出自下引两则材料中：

　　十九年上郡守逪造，高工师灶，丞猪，工隶臣渠。（刘钊、江小角《安徽桐城出土秦十九年上郡守逪戈考》，《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3期）

　　廿七年上守逪造，漆工师猪，丞恢，工隶臣颓。（《集成》11374）

　　这两件铜戈关系密切，二十七年戈的“上守”之“上”，即“上郡”的简称。两戈的监造者为同一人。刘钊、江小角在考证十九年戈时，援引相关铜戈资料和研究，指出这两件戈铭中的郡守逪，即《史记·秦本纪》中的秦国名将司马错。据《史记·秦本纪》，司马错历仕秦惠王、秦武王、秦昭王三王。从秦昭王十六年至二十七年，司马错一直在与魏相邻的上郡一带任秦将，所以十九年戈和二十七年戈，应分别是于秦昭王十九年、二十七年司马错在上郡郡守任上时铸造的兵器。二十七年戈铭中工师名“猪”，与十九年戈铭中丞的名字相同。颇疑这两件戈上的“猪”本为一个人，即十九年戈的丞“猪”后来升任为二十七年戈的工师（刘钊、江小角《安徽桐城出土秦十九年上郡守逪戈考》）。

　　秦昭王的在位时间为公元前306年至公元前251年。昭王十九年为公元前288年，昭王二十七年为公元前280年。可见，上引这两则“猪”的形体，均出自战国晚期秦国的材料。在时代比之更早的古文字材料中，尚未见到此类“猪”的字形。甲骨文有一作从豕从亡之字，主要出现在黄类卜辞中，作为一种被猎捕的对象。单育辰怀疑该字就是后来写作“猪”的字，“亡”和“猪”古音很近（单育辰《甲骨文所见动物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99—104页）。

　　笔者认为在西周时期的金文材料中，表中B1、B2的字形，当是“猪”字异体，应释为“猪”。

　　B1见于晋侯铜人铭文。据李零、苏芳淑介绍，这是一件青铜跪坐人像，为私人收藏。铭文作：“惟五月，淮夷伐格，晋侯搏戎，获厥君师，侯扬王于兹。” “师”为淮夷国君的名字，其辞例同于禹鼎“获厥君驭方”。“晋侯铜人”是俘获淮夷国君的形象（李零、苏芳淑《介绍一件有铭的“晋侯铜人”》，《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第411—420页）。李零、苏芳淑文章将B1隶定作“”，将该字象动物形之偏旁看作“豕”，从该动物鼓腹的形象来看，这是很正确的。B2见于“叔多父盘”，该铭文拓片著录于《金文总集》6786。“叔多父”为作器者。

　　从字形来看，“”字当分析为从豕石声。金文中的“石”，往往可以省去“口”旁，如“硕”（《新金文编》1251页）、“砺”（《新金文编》1355页）等字。“石”古音属禅母铎部，“猪”字声符“者”属章母鱼部（陈复华、何九盈《古韵通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23、168页），两者古音相近，关系密切。《古字通假会典》收录【诸与柘】、【赭与沰】相通的例子，说明了从“者”声与从“石”声之字的通用关系。于省吾考证从“石”声之“庶”为“煮”之初文，更显示“石”声与“者”声之间的关系。

　　于省吾在《释庶》一文中说，《说文》：“庶，屋下众也。从广炗，炗古文光字。”林义光《文源》说：“庶，众也，古作，从火石声，从火取众盛之意。”根据金文纠正了说文对庶字偏旁结构的错误分析，提出了庶字“从火石声”，这是对的。《孟子·尽心》中“蹠之徒也”，音义引张音：“蹠与跖同”；《说文》拓之或体作摭；《说文》“樜木”，《山海经·北山经》作“柘木”，均可证庶从石声。但是，庶字之所以从火从石，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实，用火烧热石头以烙烤食物，或以烧热的石头投于盛水之器而煮熟食物，是原始人类普遍采用的一种熟食制作方法。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可以判定甲骨文从火从石的庶字，也就是煮字的初文。《周礼·秋官·序官》“庶氏”郑注：“庶读如药煮之煮。”这是庶字和煮音近字通之证。总之，甲骨文庶字是“从火石，石亦声”的会意兼形声字，也即煮之本字（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庶》，中华书局1979年，第431—434页）。

　　根据上述“石”与“者”两字作为声符的通用关系，笔者认为从豕石声的“”，当即“猪”字异体。在晋侯铜人铭文中，“猪”是人名用字，与前引两件秦国铜戈中“猪”字用例类似。在猪叔多父盘中，“猪”则作为氏称。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