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时代”下,如何照见“她们”的内心
2021年07月16日 07:4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7月16日第2209期 作者:李萍

  由游晓颖编剧、殷若昕执导,张子枫、肖央、朱媛媛、金遥源等主演的《我的姐姐》日前上映。电影向我们讲述了一场车祸后,父母双双过世、从小生活在重男轻女、缺少父母疼爱的家庭中的安然,突然面对素未谋面的弟弟安子恒的抚养问题,进而面临女性追求自由独立与亲情牵绊这一两难选择。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如何平衡父母对子女的关注与呵护、中国式家庭中女性的处境、转型期中国社会女性的独立与觉醒问题,以及如何平衡好个体成长与家庭关系等话题的讨论,使影片口碑一路飙升,成为今年电影中的一匹“黑马”。

  于我而言,当我沉浸其中并随着影片的剧情发展,不断从中照见自我、照见中国当代女性在寻求独立自由之路上的种种牵绊时,心情难免沉重。近年来,随着影视剧领域“她时代”的到来,以当代女性生存面貌和精神困惑为叙述焦点的影视剧,几乎席卷了同类题材影视剧的半壁江山,出现了一系列话题效应高、社会反响强烈的艺术作品。无论是《欢乐颂》《三十而已》等都市女性剧,还是《不完美的她》《白色月光》等悬疑剧,都在业界获得了极好的口碑。但随着这种气氛的进一步渲染以及闻风而作的作品越来越多,同质现象严重、剧情题材单一、表现对象有局限、以虚假的现实主义为噱头来观照女性生活的剧作频频上演。

  这一背景下,《我的姐姐》将女性成长问题安置在家庭关系中来审视,在小的切口与个性化的故事叙事中呈现普遍性,引发了群体共鸣。尤其是在直面深层次社会问题时,选取的为生男孩舍命保胎的三胎孕妇、男友家庭看待婚姻的态度、姑妈对安然以过来人身份的言传身教等情节呈现,表现了该片作为现实主义影视剧的责任担当与突破性尝试。

  与以话题为中心、只关心票房与话题指数而不尝试解决实际问题的去本质化现实主义剧作不同,《我的姐姐》涉及的几个问题引人深思。由张子枫扮演的姐姐安然为何在双亲亡故后面对年幼的弟弟表现出近乎绝情的冷漠?这与当代社会绝大多数父母的二胎初衷——“给孩子生一个伴儿,等父母不在人世后姐弟俩可以相互照顾”截然不同。影片借弟弟安子恒之口,用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来召唤姐姐生发血肉相连的同胞情,而姐姐却无动于衷。随着影片剧情的深入,我们也终于理解了姐姐这一系列不尽合理的行动之“合理性”。幼年时,她的父母为了生二胎而在申请中将她虚假化为“残疾”儿童,最终因她身着长裙露出健全的双腿而被居委会识破,遭受父亲暴打。缺乏爱与呵护的童年阴影成为其成长中的巨大伤痛,始终挥之不去。

  对姐姐安然而言,一面是如影随形的缺爱人生,一面是在幸福与关爱中成长的同胞弟弟,遭遇突变的她长期积累的愤恨油然而生,既有“随他去吧,只管追求自己的幸福人生”的冷酷淡然,又有必须接受他人指责以及渐隐渐显的亲情浮现。于是,承担责任抑或是追逐梦想与幸福,始终是姐姐的挣扎点。

  朱媛媛扮演的角色在剧中承担了“姑母”与“姐姐”的双重身份。于是,影片就出现了安然父亲的姐姐与安然自己两代姐姐形象。不难看出,姑母是过去重男轻女思想规训下成长起来的传统姐姐的化身,为了成全考上中专的弟弟而放弃自己的大学梦,因听从父母安排替弟弟带孩子而放弃了去俄罗斯做生意的梦想,成为忽略个体感受而一味付出的牺牲品。而安然则作为新时代拥有独立思想和勇于追求个人幸福的新一代姐姐形象,她不愿成为一个被拖累者,拒绝被血缘捆绑而做出以自己人生为代价的牺牲。

  有意味的是,影片中姑母家中摆放了一些俄罗斯套娃。这个套娃同样意蕴丰富,既是传统姐姐青年时代梦想的象征,也是困其一生无法摆脱的精神枷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永不分离”的套娃成为禁锢中国式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女性宿命的象征。然而,《我的姐姐》的突破性就在于作为姑母的“姐姐”面对新时代姐姐安然的诘问时,她告诉安然,“套娃不是都要装到同一个套子里”。

  至此,两代女性达成了和解。而由姑母和安然的不同选择,我们可以看出两代女性的差异以及新一代女性的成长,也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现代进程中出现的个人本位价值观与人生观,对以往家庭本位价值观、人生观的冲击。尽管影片中仍有传统守旧思想的遗留,观后令人痛心不已,但新一代“姐姐”的挣扎与身份建构,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全新的现代化社会中,男女平等的新秩序已然萌芽并开始形成。

  是谁导致了姐姐不公平的成长境遇,是要子心切的父母,还是与自己有着不同待遇的弟弟?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姐姐的无辜;那么弟弟呢,他不受姐姐待见又是谁的过错?是社会还是传统观念?这些追问同样令我们深思。

  《我的姐姐》并未将矛头单方面指向父权社会享受红利的父亲或者弟弟,而是试图从深层次追踪和挖掘“姐姐”心理痛楚的根源,我想这是影片的独特之处。当夜深人静,姐姐安然抱着父母的遗像说下那句“我要的从来都不是房子”,以及细雨中姐姐流着泪哭诉,“我那么努力地生活,是希望有一天我站在爸爸妈妈面前,他们能说一句我女儿还是不错的!”这让观众情难自已,热泪盈眶。

  如果说,在以往的女性题材中,我们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揭示传统观念中女性“天然”应该怀孕、生育、抚养孩子、照顾男性,以及因这些“看不见”的付出而“落后”于时代,进而揭示出“男女平等”口号下,那些不愿放弃社会工作又必须承担贤妻良母角色的女性身上的双重枷锁。《我的姐姐》则将重心引向遭遇不公待遇的女性内心,扫描和重现他们敏感细腻、脆弱丰盈的个体感受。在影片末尾,当姐姐最终放弃在领养协议上签字、牵起弟弟的手一起欢乐地奔跑在城市的马路与天桥上时,姐姐终于在实现个人价值、追求自我独立和幸福,与享受同胞之爱之间说服了自己,找到了平衡点。

  可以说,《我的姐姐》是难得的一部感人肺腑的家庭伦理剧,故事在看似单一的剧情中,让我们如此生动地看到渗透进社会化过程中琐碎的隐性偏见。姐姐是被假想化了的健康的瘸子,是失去了底座的套娃,是在佛像下诵经却将功德给予弟弟的人……这些极小的细节发人深思,静水流深地将那些像安然一样处境的“姐姐”的默默忍受、包容成全的人生境遇呈现在观众面前,舒缓且带有几分抒情的叙事节奏中流露出几分反省、批判与自我审视的意味。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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