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通“择”，有选择之意。从构形学来看，“译”还有一层方法指向：对言语的反复推敲、研磨和探究。人文社会科学翻译，不一定求雅，但实现“信”和“达”是基本要求。然而，不同语言间的理论概念翻译，做到“信”“达”都颇为艰难。中法两种语言都存在大量独特语言表达方式和人文社会科学思想资源，翻译的“信”“达”不足问题更为明显。

　　识别词语与行文误区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系统翻译西方社会科学经典著作，法国主流思想家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代表作大部分已译介到中文世界。但这种大型翻译活动存在不少局限，如一些重要著作的中文初版经英语转译而来；再如，早年法语译者多为外语专业出身，缺乏人文社科学术背景。也就是说，法语理解和翻译技术俱佳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当时少之又少。这些局限导致错译、曲解了很多重要理论和概念，一些误译的概念现在已是约定俗成的表达。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以误传误，把这些被误译的概念作为研究对象，影响了对法国社会理论的认识。我们从词语以及行文两个角度做简要分析。

　　对词语本身的翻译存在失真较为常见，主要是误译所致。这类误区存在几种情况，其中一种情况存在于中法直译中，即因未熟练掌握中法既有术语造成的典型错译。比如，把福柯的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移情”（transference）翻译成“迁移”，这属于完全错解原概念；又如，把布尔迪厄的“荣誉感”（le sens de l'honneur）翻译成“名誉的含义”。实际上，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体系中，荣誉感是一个整体概念，包含了名誉，也包含布尔迪厄在其他领域经常使用的“声誉”（réputation）。如果只有一个词被翻译错误，这是不可避免的小失误；但在整章都在讨论荣誉感时，译者仍有意为之，则是由未准确把握布尔迪厄思想和理论体系造成。还有一种情况是未择取意义涵盖范围最广的词去对应原词，这种误译相对较棘手，更考验译者的理论见解。布尔迪厄另一本代表作La distinction，这个词在原著中有多重意义，包括卓越、区、格、分、隔。它表示一种出于追求卓越感而人为制造的各种社会分类，对我、我们、他们等身份认同作出了区分，这种区分造成的一种负面效果就是社会隔离。显然，单用“区分”无法传递布尔迪厄完整的思想。但中文里目前没有一个完全对应的词能概括原意，只能选择涵盖范围最广的词。从布尔迪厄这本著作的核心内容来看，它主要研究和批评中产阶级为显示自身的阶层身份接受并生产出的各种品味、生活方式以及其中的行动机制。那么，以“区”“区格”或“区间”为题更切合原著的思想和主题。

　　另一种情况出现在经英译转译的情境中。多数情况，是由于美国学界翻译本身有问题。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兴起一股翻译潮流，在未做充足理论准备的情况下就大批量翻译了一批法国理论经典著作，其中包括德勒兹、德里达、福柯等的著作，其间难免出现误译。中国80年代以来又从英语转译了这些法国思想家的研究。随着掌握法语的人文社科研究者不断增加，以及对法国理论研究的逐渐深入，这类由英语误译引发的问题逐渐减少，但部分代表作的中译本仍存在该问题。比如，德勒兹有一个从古希腊语hodos衍生来的重要概念espace hodologique，强调人的感知形成和塑造的空间中不同意识的运动轨迹和交汇，这个概念和他的“迂回”（détour）理论相呼应。但在该版翻译中，译者应是受到英文字典的影响，直接将此概念译成“神经经络空间”，失去了原意的概念内涵和形象。繁体中文版在取舍后，用中文音译化为“合多式空间”，反而较为准确形象。这种转译，相对成功的是对福柯的panopticism的翻译。福柯以pan和optic两个词合成的这个概念，源自边沁的理论，被译作“全景敞视主义”。这一中文概念，既完美对应了福柯的原意，也让专业和普通读者对原定义想表达的意思一目了然。

　　在字词概念的误译之外，还存在行文误区，指译者对作者造句、行文、表达之意和写作风格的扭曲，尤其是对其“情”和“意”的扭曲。部分原因是译者缺乏中文写作功底或过于追求忠实原文字面意思，而忽视了法文中不同的行文风格表达的情和意千变万化。这归根到底还是译者整体的中法语言能力不足的问题。法文学术逻辑性强，使用很多连词、副词，还有从句套从句。20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理论发生了语言学转向，与之相伴的是法语本身也出现了一种文字“游戏”转向，即较多使用指示、象征、隐喻以及化用拉丁语等历史词汇、合成词。这种情况多出现在才情和思想性兼具的思想大家身上。此外，法国社会理论的书写较常采用essai，这种发散式的写作风格夹杂了大量的作者在思考时的原始状态，以及一些文学和哲思风格。相较而言，中国的学术期刊论文和教材著作都有类似“八股文”的规范写作结构和方式，经此熏陶的译者较难把握法国思想家文中的灵动与微妙。对福柯著作的翻译就存在较多这种问题，对居依·德波著作的翻译也存在类似问题。完全按照原文直译就会存在一定困难，需要译者在掌握作者整体的学术体系以及写作风格后，进行一定的化译才能准确传达。如果直接把一些用于指示法文中的逻辑生搬硬套到中文，译文自然变得佶屈聱牙。

　　提高理论翻译信达水平

　　上述这些问题，无论哪种情况，都需要译者本身提高中法语言的综合能力，夯实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基础。编辑是这些理论名著的核心把关人，在相同时间段内，需择取法语和人文社会科学专业能力俱佳的译者；在翻译风格的择取上，除了忠实于原文之外，部分著作如能找到能用中文方式化译表达原文，传达作者的情感、文采和精神张力，那就是上乘之作。在对法国社会理论的翻译中，除了译者的误译，还有一种是读者的误解。当有些著作本身就生硬时，编辑和译者无法平衡信达雅，便优先考虑“信”，即完全忠实于原文的句式、表达。专业研究者基于语境并不难理解，但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就容易对这些风格和表述产生一定误解。

　　语言和语言的转译，是关于方法的学问；不同语种同一术语和概念的对应，更是理论研究的核心之一。作为社会理论研究者，对重要思想家和著作的理论进行多学科综合和系统研究是尽量减少这些错误的根本方法。在50年代以来法国社会理论研究的“游戏”转向中，不管是作者撰造的概念，还是从实证抽象而来的概念，其词根仍遵循西方哲学和社会基础，因而是有情境的。译者需要进入情境中去体会，并在其中找到相对传神的中文词汇，而不是通过一般的权威字典或既有定义来生搬硬套。法国人文社会科学颇具特色，著名学者往往受法国中学教育影响，在一些基础问题上接受的是我们在部分精英大学才有的通识教育。另外，其特有的精英学院教育体系融会贯通了较多学科，学者会涉猎不同学科的基础术语，这也需要我们持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

　　译词出现的各种问题，还与现代汉语从传统以单音词和字形表音为主表意的汉语言文字系统向多音词、复合词表意转变有关。而部分理论的翻译，用字形表意丰富的单音词反而更能涵盖原词。中国汉字的字本身已堪称哲学系统，字形构造，字与音、字词等交互关系就是丰富的思想资源。如果像法国学院系统要求对各种基本概念进行哲学和训诂训练一样，把汉语言文字本身视为一种整体方法融入当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研究，同时，在进行社会理论训练中，对中法两种语言所涉概念分别进行训诂和考古并进行比较研究，那么，我们就既可以提升理论解释中国历史经纬思想的纵深能力，也可以提高对中国特有文化和社会问题的概括力，更可减少翻译的错误。这也是当下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和文明交流互鉴命题可探索的方向。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