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天地》篇中描述了一个“抱瓮灌园”的寓言故事，一位“为圃者”不辞辛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当子贡告诉他有一种先进的取水装置“桔槔”时，他却以“无非不知，羞而不为也”的理由加以拒绝。在不少人眼中，这位“为圃者”好像是一个迂腐之人，但我们不妨把对话的场景转移到当下，假如有人告诉我们，现在有一个名叫ChatGPT的机器，它可以解决文字内容生产中的很多问题，我们是否愿意使用？想必一些人也会像“为圃者”一样加以拒绝。那么，这些拒绝ChatGPT的人又何尝不是现代版的“为圃者”？庄子实际上借“为圃者”之口，揭示出一个人类与技术关系的深层“意义”问题。
技术与意义的关系
如今，ChatGPT的火爆让人们不禁惊呼“未来已来”，一些相关行业的从业者甚至面临着不小的失业压力。当然，也有乐观主义者认为，ChatGPT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如果善于利用，人类文明将步入新纪元。当然，从技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人类对待ChatGPT的矛盾态度并非人类历史上的新现象，当一项新技术出现时，人类总会对它保持警惕甚至加以限制。比如，中国古代长期存在否定“奇技淫巧”的传统，以及近代西方工业革命中工人砸毁机器的“卢德运动”。当然，为培养和磨炼人的能力和意志，人们有时也会有意地拒绝技术的使用。比如，为让小学生掌握数学计算能力而不让他们过早使用计算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技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支持与反对的博弈史。
为更好地揭示人与技术的“意义”问题，我们不妨在“抱瓮灌园”和“愚公移山”之间作一个对比。在现代人看来，“愚公移山”的做法好像也不是最佳决策，但历史上对“愚公”的评价却与“为圃者”截然相反。“愚公”成了吃苦耐劳、持之以恒的象征，而“为圃者”则几乎成了迂腐守旧、抱残守缺的代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巨大反差？原因在于二者的“意义”不同。从效率的视角来看，当做一件事情时，若已经有更为先进的技术可以利用，而再去费时费力地依靠人力或旧技术去做的话，这种努力和奋斗往往就会失去意义。“为圃者”之所以被认为迂腐，正是因为他在有先进的工具时而不用。他本可以使用“为力甚寡而见功多”的“桔槔”，但他却拒绝了。他的劳动虽然辛苦，但却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与之相比，当一件事情还没有更为先进的技术可以利用时，依靠当前技术的努力和奋斗则会被肯定（也是因为不得不如此）。“愚公”的问题不在于没有利用先进的技术，而在于当时没有更为先进的挖掘和搬运技术可以利用，只能利用“斧头”“箕畚”等工具。正因如此，这种劳动才显得有意义。不仅如此，“愚公”故事的结尾还依靠一种想象的神力来实现移山的目标，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出人们对一种无所不能技术的向往。
创生与消解的平衡
随着ChatGPT等强大的人工智能产品的出现，人类的向往似乎正在日益变成现实，但很多人似乎并没有因此欣喜若狂，反而陷入了恐慌。这正如“叶公好龙”故事所描述的情景：当叶公心心念念的“龙”真的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却惊慌失措。这不禁让人反思，人类对技术的喜好是否也存在着一种“叶公好龙”式的矛盾心理。人类希望技术越来越先进，但又不希望技术太先进。这种矛盾心理反映出技术与意义之间的张力：技术一边在“创生”意义，一边又在“消解”意义。所谓意义的“创生”，是指技术让人类的实践范围不断扩大，使以前不能实现的目标得以实现，从而不断开拓出新的疆域，让人类能够在更大的空间创造新的意义。所谓意义的“消解”，是指凡是被技术征服的地方，那些依靠旧工艺进行的活动就会失去原有的意义，以至于沦为庄子寓言中的“为圃者”而被人嘲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类的文明就是在这种“意义”的“创生”与“消解”中不断前进的——二者保持着相对的动态平衡。
然而，这种相对的动态平衡在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受到了挑战。在现代技术社会之前的“慢文化”中，意义的更替以一种缓慢的节奏进行，当一项常规劳动的意义消失之时，人类尚有足够的时间去寻找新的意义。而进入现代技术社会之后，这种更替的节奏明显加快，人们可能在失去旧意义时来不及寻找新的意义来填补这种缺失。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我们本以为脚下的大地是稳固的，而它现在开始晃动，这将会给我们带来眩晕感”。有人做过统计，在用户数量达到1亿的时间上，电话用了75年，手机用了16年，互联网用了7年，苹果应用商店用了2年，抖音用了9个月，而ChatGPT仅仅用了2个月。人类社会正被“加速主义”文化所统治——一项新技术刚被人类适应不久，就会被更新的技术所取代，刚刚建立的意义之网又被新技术所打破。
尽管现代社会“意义”的更替频率在加快，但以往人类还是可以通过开发机器做不了的工作，重新建立人类的意义领地。所以，尽管每项新技术都造成了一些工作岗位的消失，但人类可以创造更新的工作岗位来平衡这种空缺。更为重要的是，人类的智慧总能超前于机器，人类的命运被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ChatGPT的出现似乎正在打破这种平衡。在快速迭代、不断优化的ChatGPT面前，许多人类活动的“意义”好像都是暂时的，甚至终将被蚕食。就像有人所说的那样，我们现在不应该问ChatGPT能做什么，而应该问它还不能做什么。在ChatGPT面前，人类的很多工作好像都退化为原始的低级劳动。正如控制论之父维纳所说：“现在的工业革命便在于人脑的贬值，至少人脑所起的较简单的较具有常规性质的判断作用将要贬值。”人类好像越发难以寻找到新的意义空间，不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迷茫。不过，人毕竟是“悬挂在自我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要想消除人类的迷茫，根本之法还是在于重建人类的意义之网。
创新辨析与危机应对
在ChatGPT出现之前，有不少人认为，人工智能只能做一些常规重复性工作，而不能做到真正的创新，“技术奇点”要么在遥远的未来，要么永远不能实现。但ChatGPT的出现让一些人改变了看法。如果ChatGPT真的能够进行创新，那么人类的地位将不保。问题的关键在于，ChatGPT能否进行创新。
ChatGPT的本质是一个“大型语言模型”，工作原理是基于之前出现的单词，预测给定文本中的下一个单词或单词序列。正如ChatGPT自己所言：“当你问我一个问题时，我用我的文本数据训练和算法生成与你的问题相关的回答，并用一种听起来自然的方式写出来。我尽我所能提供准确和有用的信息，但我不是一个完美的知识来源，我并不能总是提供完整或正确的答案。”问及“ChatGPT能否创新”，类似询问“演绎法能否发现新知识”。从一个角度来看，演绎法的结论都已蕴含在大前提中。在这个意义上，演绎法并不能产生新知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演绎有时能够揭示某些未知信息。比如，以“麦克斯韦方程组”为前提，可以推导出“电磁波”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演绎法又能产生出一些之前未被发现或是被忽视的新知识。与之类似，ChatGPT在前一种意义上不是创新，在后一种意义上却可以说是某种创新。
目前，ChatGPT还有两个局限。一是“无法理解生成单词的上下文语境或含义”，二是“只能提供接受过训练的信息，无法回答训练数据之外的问题”。所以，面对ChatGPT带来的意义危机，我们可以采取如下的应对思路。首先，可以在某些特殊领域（如一些教育领域）设立禁区（就像在体育领域禁止兴奋剂使用一样），这些领域不能使用ChatGPT。其次，积极开发新的意义空间，提高驾驭ChatGPT的能力，让ChatGPT成为人类的好助手。最后，守住“原始创新”这个人类安身立命的桥头堡，走在人工智能的前面，保证人类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及其实践的哲学研究”（21ZDA06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