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方军的新书《思想的散叶——历史唯物主义专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翻阅曾经熟识的论文，那些渐渐淡忘的时光再次变得鲜活起来；而其中闪亮的新作，则融生出当下学术思想的共鸣。其实，一个民族的时代精神的标识，就是从严肃认真的学术文字开始的。应该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因为遇上了中国现代社会发展最好的时期。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尽可能地奉献出自己全部思想的精华。对我自己来说，从20多年前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到即将出版的《回到马克思——社会场境论中的市民社会与劳动异化批判》，都是这种倾心奉献的学术努力。一息尚在，则必拼搏。

　　《思想的散叶——历史唯物主义专题研究》中收录的方军那篇2000年发表在《哲学研究》上的《也许，举起一面旗帜并不重要》，正是20多年前我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刚刚出版后不多见的学术评论。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一篇书评，而是一种来自一流学术期刊高端学术编辑严肃的思想史定位之思。无论是对我，还是其他学者的论著，方军都没有简单地给予无反思的认同，批判性间距中的质疑和思考，保证了思想史行进中历史标识的真实性。方军20多年前的追问是：通过“回到马克思”举起了一面理论旗帜，可在这面旗帜下“栽什么树，结什么果”是更重要的，一种看起来原创的学术创造，如何与“关注社会生活、时代课题和大众疾苦结合起来”？（第335页）这种直斥人心的质疑，当然深深刺痛了我。很多年以来，这种批判性的反思始终与我的研究如影随形。在方军看来，“哲学不是知识”，而是面向现实生活的批判性反思。其实，这正是马克思对哲学的理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科学，人民的理论”，“怀揣着某种私欲、私心、私名、私利是无法走进马克思的心灵深处的”（序言第4页）。对于这一点，我是深有同感的。可是，我同时思考的另一个问题为：理论联系实际固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品格，但用什么样的理论关涉现实可能是更具先在性的问题。因为，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冒充马克思的观点，或者用教条主义的概念体系伪作马克思主义，并简单地将它们“联系实际”，其负作用可能会更大。这也是我之所以反复强调先要弄清楚马克思原本的历史思想情境是什么的原因，唯其如此才有可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关注社会生活、时代课题和大众疾苦结合起来”。抽象的“理论联系实际”，总是假设自己手中已经握有马克思主义的绝对真理，然后以它编排现实生活就行了。对于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过去那段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惨痛教训。

　　不过，方军新的追问是：你要“回到马克思”，要给我们一个马克思思想的“原初语境”，那么，“如何能保证‘我’所解读出来的‘马克思’是真正的‘马克思’”？（第334页）客观地说，我真的不能保证。恐怕谁也不能保证。这正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的秘密。因为，所有后世学者对马克思历史文本的诠释，都只是用一种特定时代的现实生活，反向理解一种人们根本没有生存其中的历史情境的主观重构，而特定时代所有理论诠释的本质，必定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实践活动中发生的“我对我环境的关系”。四十多年以前，我的老师胡福明重申“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时，透露的也是马克思自己的这一“非神目观”的认识论观点。记得2007年我在写作《回到列宁》一书时，在构境论的语境中，我开始将原来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无思地使用的“我认为”逐步替换为“我推测”后，我的一些好友就提出了质疑：如果你不能肯定你书中关于列宁的认识就是“真理”，那么你写它干吗？实际上，自称手中握有绝对正解的东西，与意识到自己的观点总是包含错误的可能，已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论观念了。

　　当然，我们每个人在学术研究过程中遭遇的历史情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发表原创性的学术论文或出版学术论著，排除现实的功利因素，目的都是为了让读者能够获得新知。往大了讲，也是一代人对思想史的应答。然而，依信息传播与接受的客观规律，一个学术文本中包含的新信息量如果超过一定限度，新信息的传播与接受就会大打折扣。恐怕，这也是学术思想质性远远超过同时代学术场共识的海德格尔写下“秘密文献”（《自本有而来——哲学论稿》等）的缘由。20多年前在我写作《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的时候，也怕过多地使用新概念或者提出大量新观点，会导致读者的阅读障碍，所以在最后交稿时删除了许多看上去容易产生误解的新术语和观点。即便如此，这本书在当时出版后还是受到了出乎意料的巨大冲击和误识。一直到2008年《回到列宁》一书的出版，我才正式提出了“构境论”的思想。之后，自然是预料之中的严重认识障碍。可以预知，目前我已经完成的《回到马克思》的第二卷，因没有再压抑学术思想范畴和观点上的原创性，它的出版也一定会遭遇传播学“定律”预言中新的认知断裂。

　　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学者好的文章和论著来说，最幸运的事情是遇上真正“识货”的学者型编辑。记得我自己1991年在《哲学研究》发表《析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自然性的特设规定》论文时，还是在一个市级党校工作的青年老师，当时编辑部的王玉恒先生为了我的这篇文章的打磨，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一遍遍讨论，一次次修改，他与我素不相识，为的只是一种新的学术观点的问世。好的杂志，是培育学者和引领思想的大地；好的编辑，本身就是一个思者，他知道什么样的文章会促进学术生长。我认识方军，也是他在《哲学研究》工作的时候。在《回到马克思》出版之后，像他那样从书中敏锐地抓住青年马克思“人学现象学”到“历史现象学”逻辑过渡的读者是不多见的。在他看来，《回到马克思》中提出了“‘社会唯物主义’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在对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解读的同时，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动态的历史的批判性研究，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进一步深化、丰富和发展的根本前提”（第332—333页）。我以为，如果没有对马克思经典文献的深入了解，是不可能生发出如此深刻的评点的。翻开方军的《社会符号论的批判向度与力度》一文，你会非常吃惊地看到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以及他对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哲学思考的深度：商品作为交换关系中出现的“一种颠倒与否定性的力量和关系”，从符号学的角度，既体现了自然存在（使用价值）与纯经济存在（价值）的分离，更体现为能指与所指的分离和颠倒，商品作为一种符号，完全成为支配人的一种异化力量（第230—231页）。这直接达及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最前沿、最深刻的思考板块。由此，你才会知道和深信方军的学术眼光。

　　实际上，在我自己的学术发展过程中，遇到过很多这样优秀的杂志社和出版社的编辑老师，正是在他们远离聚光灯的操持“他人嫁衣”的辛劳中，学人成长，学术成熟。中国的学术能有今天，我们应该感谢默默无闻的他们。对方军而言，学术研究来源于他繁忙编辑校订工作之余的不甘心。可是，这种思想的散叶中却透出我们时代极其可贵的思之光亮。很希望，此光可照亮前行之路。

　　（作者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