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社会转型的重要支点。当前，我国正处于城市更新模式转型的关键阶段。从空间上看，从初期旧城黄金地带的成片开发，到中期向近郊扩展的园区、大学城建设，再转变为当前向城市中心“隙地”、胡同院落回归的“微空间营造”；从模式上来看，也从早中期以市场驱动为主的大拆大建、整体搬迁，转变为近期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参与、共治共享。
近年来全国掀起的社会建设、社区营造热潮便是对此的集中体现。这是对早期“只见空间（的交换价值）不见人（在空间中的具体生活）”的城市开发模式的反思，也是对日益崛起的社会力量的回应。市民被首次作为多元主体中的一极纳入视野，日常生活也因此具有了社会参与的公共意义。尽管当前对社区营造的定义纷杂，但从空间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来看，其要义在于，试图将早期被排除于城市更新之外的社会结构重新引入，以修补社会肌理，培育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使被早期商品化抽空的城市空间再度丰满起来。
正是在此语境下，各地大力探索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的有效路径，但大部分自上而下推动的基层社会建设仍缺乏根基，这在社会面临重大危机时集中凸显出来。其原因之一在于，早期常用的组织建设路径以社区社会组织孵化为主，虽然与既有机制的衔接较为顺畅，但常被等同于以中老年为主的社区内兴趣群体建设，缺乏打破不同群体边界的契机，对自下而上参与的吸引力不够。由此，致力于打破群体边界的参与式公共空间营造路径当前日益受到关注，儿童和家庭成为实践中重要的切入点，但尚未进入研究视野。具体来说，在治理研究脉络下，家庭常被当作策略发展的工具箱，如农村地区，宗族在政策动员中提供了一种关系动员的策略等。而在家庭研究脉络下，相关讨论则局限于在治理中弘扬家国一体的文化传统，发挥家风家教的推动作用等较为抽象的层面。可见，将“家”带入社会治理中的讨论还很不充分，尚有极大潜力等待发掘。
“家”是社会结构最基本的细胞，也是治理实践的重要内容。与职业、性别、阶层等常用的结构分析框架不同，“家”在中国文化、社会、历史脉络下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边界的通透伸缩性，构成中国人“推己及人”中的关键一环，因此在实践中具有鲜明的包容性和动态性。二是具备公共和私人的双重属性，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是联结“个人”与“国家”的中间环节。但是，家的公私双重属性之间存在断裂，一方面，两者间原本在传统中就缺少中间过渡环节，即现在所谓的“社区”。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家”的私人属性不断被强化，致使其公共性被淡化。这一断裂是当前家庭视角在社会建设讨论中缺失的原因，但同样也为理论和实践创新提供了机会。
在此背景下，当前兴起的参与式社区花园营造案例恰把“家”推至基层治理的前台。以上海的创智农园为例，在一个枢纽型的社区花园中，以儿童自然教育为支点，撬动起社区中的老中青三代，并发展出以妈妈群为主体的社区共创团队，使“家”由私人领域向社区中延伸，也使修补社会肌理的过程变得富于人情味和包容性。那么，“家”是如何被带入公共空间与社会生活的生产？其私人边界是如何与公共交往打通？
首先，在交往上体现为由儿童带动的拟家庭关系在社区中的扩散。社区花园的实践者们敏锐地捕捉到了当前城市中自然议题的动员潜力，尤其是针对“一老一小”的社会参与。一方面，“阳台种植”“社区护绿”有广泛的中老年参与基础；另一方面，“自然教育”和“生命教育”在城市低龄儿童养育中形成风潮。不同于传统绿地景观，参与式社区花园在设计时致力于“留白”，以规则限定的极简化来鼓励参与，辅以与花园环境结合的自然教育课程，提供了一个亲子玩耍、劳作、学习的场所，并在这一过程中引发代际协作、促进代际支持。由此，以花园为空间、种植为纽带，原先局限于一家之内的亲子、祖孙关系，扩展到社区后又重新编织起来，形成了“拟家庭关系”，使代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公共化。例如，出现了社区中给小朋友们读绘本的“故事奶奶”和以组织社区活动为内容的“创业妈妈”；女性的参与又进一步带动了男性，出现了“修理爸爸”和“摄影爷爷”。这种由儿童带动的家庭成员卷入及拟家庭关系的扩散，成为最重要的参与动员机制，也使其呈现与其他项目不同的全年龄动员的特点。
其次，在空间上体现为由家庭直接参与的公共空间生产。我国的大城市普遍绿地不足，人们只好在自家阳台上营造一方自然天地，但这本属于私人空间，与他人隔绝。社区花园的实践者们同样捕捉到了这一点，提出将家庭作为生产力单元带入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通过发起“种子计划”，实践者们动员邻里之间通过无接触的“种子接力站”，分享种子并在各自阳台育苗，随后共同植入社区花园。由此，社区花园的空间生产和资源积累延伸至“家”内，家庭阳台提供了育苗空间，家庭厨余提供了堆肥原料，以植物生长为中介，家庭生活和社区生活逐渐交融。“种子计划”在发起的三个月内便得到了多个社区的响应，至今已扩散至广州、天津、深圳等城市。居民们将自行设计的“种子驿站”置于楼道内、单元楼下，或是人流量集中的社区出入口、快递柜、小商铺处。随着种子和幼苗在私人（阳台）、半私人（楼道）、公共空间（社区内其他场所）的传递，社区中的各个部分发生碰撞，促生了内部网络的增厚，社区内的公私边界也从原先界限分明的隔绝状态，呈现出一种互通流动的交融状态。
最后，在意义上体现为由“家”调动的社会信任和集体记忆。“家”首先是亲情和信任的象征，尤其在社会面临危机的时刻显现出来。在各大公共场所关闭的状态下，一些成熟的社区花园成为邻里间口罩、玩具、物品的交换点，超出了植物载体的本身，成为危机状态下可信任的人与人关系的落脚点。其次，“家”还蕴含着丰富的记忆和历史维度，能调动参与者个人的成长经历，并进入对下一代共同的抚育理想。高速推进的城市化及兴起的消费主义带来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疏离，社区花园带有“都市田园”的乌托邦色彩，唤起了各年龄群体关于成长的记忆，年轻的父母们怀念童年时在田间地头的自由奔跑、在市井温情中的打闹嬉戏；长辈则怀念青年时“上山下乡”时的劳作，或是因抚育孙辈而长久未回的故乡。“为孩子在高楼林立的环境中找回一处能亲近自然、结识朋友的场所”，成为由此生发出来的抚育理想，并进一步发展为核心成员动员的文化框构，促生了日渐成形的以丰富社区活动为内容的妈妈共创团体。
经由上述交往、空间、意义三方面的实践，“家”原有的私人边界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并呈现了一个以“家”为中介的社会动员过程，拓展了这一个概念进入基层治理时的想象力。对于社区生活来说，家庭参与的带入，增强了社区网络内部的信任和稠密，而这正是修复社会肌理的要义。对于家庭本身来说，这一过程也增强了家庭作为当前照料重担托底承担者的“韧性”，增强了家庭在社区中能够动用的社会资本。与此同时，一个适于全年龄层参与的公共空间，也为更广泛意义上的照料公共化和社会化提供了条件。
当前，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以及家庭教育目标的攀升，社区中全职妈妈的数量正在增加。同时，因隔代抚育需求而流入城市，并在城市社区中长期生活的祖辈也在增加。这些人口的变化，使社区中有行动力的群体正在增加。家是最私人的生活空间，而社区则是最有“人情味”的公共维度。带有“家”的视角的社区营造，将家由原本的私人维度不断向外延展，使之成为一座连接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桥梁的过程。因此，将“家”带回基层治理有远远超出“家风”“家教”的实践意义，在当前的城市基层社会建设中，是更具温度但又不失力量的社会参与方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