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时期，在全球化语境下，民俗学本土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以本土文化事象与生活实践为研究领域的民俗学，可以在讲好中国故事，在世界哲学社会科学舞台上发出本土声音方面做得更多。同时，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正在经历着不同的生活革命，这些人究竟应该如何面对这样一种世界范围的大变革，并继续生活下去，是现实赋予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议题。如何通过民俗研究，将这种关乎人类知识的公共议题，以本土话语表达出来，并提出中国方案，是当前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从文本到生活：当代民俗学的实践转向

　　当代社会科学的实践理论转向，为实践民俗学本土理论及话语体系构建奠定了基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传统二元论思维方式逐渐陷入困境，在对人类行动或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实践理论转向思潮。推动该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维特根斯坦、加芬克尔、福柯、布迪厄、吉登斯等。尽管分属不同学科领域，但他们的基本预设大体相同，即实践与意义世界直接关联，通过实践分析可以探寻意义世界。尤其是布迪厄倡导的实践研究，更是极大地拓展了社会科学研究视域。经过数十年发展，实践理论已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理论体系，深刻影响到国内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和研究领域。在不断推进的经验与理论研究中，有关实践的概念、实践的构成要素以及实践的哲学思辨等问题，都得到了深刻的阐发，这些为当代社会科学的实践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

　　社会科学的实践理论转向深刻地影响到世界民俗学，尤其是美国和德国的民俗学。20世纪六十七年代，民俗学在世界范围内遭遇学科困境，主要表现在学科日益边缘化、专业从业人员日益减少、民俗学研究对象式微等方面，部分国家甚至取消了该学科。为应对学科危机，美国民俗学界较早出现了从传统文本和语言向行动与社会语境分析转变的实践转向，同时产生了直接面向实践的公共民俗学。实践理论方面，20世纪70年代，在多尔逊、罗杰·亚伯拉罕、理查德·鲍曼等人推动下形成影响深远的“表演理论”。20世纪80年代至今，不少学者直接以实践为导向寻求新的研究路径，将研究领域扩展到个体叙事、政治实践、民俗知识生产等方面，主要代表人物有艾米·舒曼、杰伊·梅赫林、欧文·琼斯、多萝西·诺伊斯等。综合反思和借鉴以上探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廓清实践民俗学研究边界与研究领域的问题。

　　德国民俗学的实践转向发轫于日常生活研究。作为现代民俗学源头之一的德国民俗学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遭遇重创。20世纪60年代初，民俗学家鲍辛格发表《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奠定了重建后的德国民俗学以经验为基础、以当下生活为研究路径的学术指向；其在《日常生活的启蒙者》中对于“日常生活研究”的洞见，为德国民俗学乃至世界民俗学日常生活实践转向提供了具有启发意义的路径。

　　实践民俗学：一个新兴的学术话题

　　就国内民俗学而言，尽管早在20世纪20年代民俗学初创时期已有面向生活实践的研究旨趣，如顾颉刚等开展的妙峰山庙会研究等，但迟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在实践理论上有较为系统的推进。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俗学学科恢复之初，学术脉络基本沿袭了20世纪50年代以前形成的学术传统，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未得到及时更新。20世纪80年代末，源自欧美的表演理论、叙事学、日常生活等理论先后引入国内并持续形成广泛影响。进入21世纪，语境理论、本真性、公共民俗学、民俗主义等理论传入国内，引发更多学者开始关注并反思民俗学理论建设问题。这些反思性研究最终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即在日常生活转向讨论的基础上形成“实践民俗学”概念。

　　近几年来，在吕微、户晓辉等学者的持续关注与推动下，实践民俗学逐渐成为民俗学领域的热点话题。以上学者的研究，大体可归结为四条路径：一是实践哲学层面的纯粹学理讨论，即从实践理性和现象哲学出发，寻求实践民俗学的合法性；二是立足日常生活和意义世界，将实践作为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三是将实践作为研究目的的应用民俗学、公共民俗学研究，将实践民俗学作为研究路径；四是将民俗学本身视为学术实践，并在实践理论引导下对学术过程及作品呈现形式进行深入反思和讨论等。

　　实践民俗学的学术实践：一个初步构想

　　经过几年讨论，实践民俗学研究范式已基本成型，学术共同体也正在形成，综合各家观点，探索构建实践民俗学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的时机已基本成熟。然而，作为新范式及理论研究的试验田，当前国内实践民俗学领域还有几个关键问题有待深入讨论：一是如何在民俗学的知识谱系中定位实践民俗学。二是如何将实践民俗学理论化和本土化，为纾解中国民俗学学科困境提供支持。三是如何将实践民俗学与个案研究相结合，产生新的学术增长点。有鉴于此，本文认为，新时代实践民俗学理论体系及本土话语体系构建研究，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第一，构建实践民俗学理论及话语体系必要性问题。实践民俗学绝非凭空而来，也不是对传统民俗学的彻底革命，而是应时代之需而出现，在民俗学学科知识脉络发展中逐渐形成的研究范式。讨论实践民俗学理论框架及话语体系，需要将其纳入新时代社会转型的本土事实与民俗学的知识谱系中加以综合把握。

　　第二，实践民俗学理论框架与研究领域和边界问题。本文主张通过实践来探寻民众行动的意义世界，而民俗属于民众文化与生活实践范畴，实践与民俗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具体可从三方面展开：一是探讨实践理论中的默会知识、惯习或规则与民俗及民俗学的关系；二是对既有话语和词汇如民俗、实践、传统等进行概念史研究，重构其解释范畴与边界；三是反思既有理论如表演理论、民俗主义、民族志诗学等，借鉴实践理论和日常生活理论，初步搭建实践民俗学理论框架，包括经典民俗学理论再阐释、相关概念厘定及概念间的逻辑关系梳理、总体性方案和理论预设的提出等。

　　第三，如何开展实践民俗学研究以及如何通过实践民俗学开展研究的问题。本文主张实践民俗学可从“作为民俗学研究领域的实践”“作为民俗学研究路径的实践”以及“作为民俗学研究目的的实践”等层面展开讨论。从研究实践到通过实践进行研究，不仅是新时代民俗学学术领域及方法论的扩展，更是民俗学接续过去朝向未来的可行路径。

　　总之，实践民俗学既是当下民俗学应对学科困境的学术策略，又是对传统民俗学知识谱系的拓展与更新，同时是未来民俗学发展的一种可行性选择；实践民俗学理论及本土话语的形成既可为中国民俗学本土话语体系建构，摆脱其缺乏理论和学科主体性等难题提供合适路径，也可为纾解民俗学学科困境提供可行的探索性方案。同时，实践民俗学理论及本土话语的形成有望为国家制定文化政策、发展公共文化提供学理支持；亦有望在民俗学理论研究与个案分析方面建立可行性对话平台，为民俗学田野个案研究提供可行性路径或解释范式。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