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风险社会成为西方学界近二十多年来研究的热点。这一理论研究延承了西方有关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理论研究脉络。有研究者对西方社会深入分析后发现，当今时代的三大革命性变革——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和心态革命引起权力的巨大变化，带动风险社会进一步发展。

　　近二十年来，我国学界结合中国社会发展进行了社会转型的本土化研究。相关研究针对社会分层、城乡差距、生活方式、体制转变等问题，展开大规模调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社会正处于向现代化社会急剧转型发展期，风险社会及其相关话题不断受到关注。而在目前所谓的新一轮视觉文化传播热潮中，图像舆情场域分化日益明显，社会转型及其风险表征皆可通过纷繁的图像表现出来。因此，图像舆情场域之中蕴含的风险危机尤其值得我们关注与警惕。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后工业社会中，风险代替危险，成为时代重要特征。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风险是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而出现的，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分析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基础上认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对于现代化转型巨变的中国社会，贝克认为中国社会以历史浓缩的形式，将社会转型中的各种问题呈现出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冲突和文化碰撞。在这一背景中，一方面，风险社会主要通过当下发达的图像系统表征出来，另一方面，图像也强化和激发了社会风险。近几年来，环境问题、城市治理、金融安全、房地产市场等领域的各种图像所激发出的多起或大或小的突发舆情事件，其中包含的图像叙事，既有喧嚣一时的突发事件图像，也有刻板印象乃至污名形象，由此也带来了图像舆论场域的争议。

　　从个体角度分析，社会风险危机及其图像表征与每一个个体的日常生活都有着或明或暗的关系。随着图像技术赋权与图像技术个体化应用的大规模发展，社会风险危机及其图像表征开始个人化，社会风险危机及其图像表征也越来越被个体感知。在众多的风险危机主题中，人身安全、金融安全、食品安全、出行安全、环境问题等安全主题和社会道德议题最为突出，其表现形式也更加繁复多样，并左右着人们对社会风险危机的认识。同时，图像赋权所带来的图像沉迷、图像信息不当加工与图像认识错乱等图像技术风险，实际上也越来越突出。在突发事件中，这些社会风险危机主题凸显，并多以各种图像形式展示，加剧了社会个体的激烈反应。

　　从建构论视角看，在风险社会中，信息传递是社会风险被放大的关键因素。在突发事件中，个体想象被各种相关图像激化，新媒体图像舆情的倍增效应更为明显。有研究发现，个体应对各种社会风险的能力差异，日益成为新型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从这一角度分析，近几年频发的金融、教育、医疗、城市治理等方面的突发事件，均可以分析出其中蕴含的社会风险危机主题与形象图景个体认识。

　　因此，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图像社交化圈群的传播特征，加固传统的地缘情景情感、亲友亲密关系与区域文化认同，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与社会场景，以此应对个体（类别群体）在面对社会转型期的风险危机形象时出现的情景错乱，增强他们的社会风险分担意识与责任意识。这也是图像舆情场域研究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价值。

　　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的“模仿律”认为，模拟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社会就是由互相模拟的个人组成的群体。社会事实是由模拟而传播、交流的个人情感与观念。由于存在着许多可模拟的模式，做出不同选择的个人不可避免地发生对立和冲突。冲突的结果是双方调节以适应对方，从而实现社会均衡。从塔尔德这一理论出发，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心态是可模仿的情感与观念，其中既有正面的社会心态，也有负面的社会心态。在新媒体时代，在虚拟空间中，社会心态更易模拟与传播。突发事件中，选择不同可模仿模式的群体，其呈现的情感与观念不同，由此引发的风险危机也不同。从长远角度分析，社会风险危机及其图像表征，实质上是当代网络文化的典型性实践。由此得以丰富的，是网络表达符号和某些争议性社会主题与社会形象。“社会越是不确定，人们越希望了解、比较、参照他人的意见和观点，越希望能和大多数人站在一起，形成解读风险、评估风险、驾驭风险的力量。”因此，结合突发事件图像舆情场域，充分认识当前风险社会图像表征的危机特征，分析其中包含的深层次形象因素及其矛盾运行规律；着力塑造官方、组织与名人偶像等主体勇于担当、权威、负责任的形象，并发挥这些形象对个体风险分担的借鉴价值，就显得十分紧迫而重要。

　　法国传播学家吴尔敦认为：“不断增长的信息生产和传输的加速度，并不足以创造更多的传通。它甚至会放大误会和增加争执。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信息与传播脱钩的现象。”从视觉文化传播角度分析，当今整体社会视觉化转型的语境中，“信息传播脱钩”现象似乎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图像可以放大误会，加大社会话语冲突与舆情场域对立。因此，除了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一方面，我们还应在技术层面，充分认识新媒体图像传播在宏观与微观方面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加大新媒体图像传播规范的制定与图像素养的培育。另一方面，要注重考察图像舆情场域的深层危机结构及其社会动员的复杂影响因素，进一步提升新媒体空间中“共同体”图像叙事体系的沟通有效性，充分发挥社会认同与文化因素在现代化进程中建构社会共识的重要作用。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江苏省地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