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一词，本是年、岁之意。古人认为春是萌发生长的季节，秋是成熟收获的季节，春秋连称就代表一年或一岁，后人便把它引申为编年体史书的称谓。唐人刘知几在《史通》中说：“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案《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太丁是商纣的祖父，或许在商代后期就以“春秋”作为历史书的名称了。到春秋时代，各国都将其官方史书称为“春秋”，如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春秋末年，孔子根据鲁之《春秋》加以增删修订，编写成《春秋》一书，“春秋”又进一步成为该书所记时代的称谓。由于孔子编写的《春秋》文字十分简括，以“微言大义”著称，随后便出现了为《春秋》作传注的《左氏春秋》等，又进一步衍生出摆脱编年体史书之局限的《虞氏春秋》《晏子春秋》等以史为主、亦史亦子的专书。《吕氏春秋》正是沿着这条路径编写的又一部题名“春秋”的书。它既有沿袭继承，更有发展创新，从而赋予了“春秋”更多的新意。

　　“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

　　吕不韦将其书题名“春秋”，赋予了“春秋”多重新意，使其成为一个新的概念。《吕氏春秋》中的“春秋”既表示年岁又兼表年历，既可指史书又兼指子书，既以纪人事叙历史为主，又全面涵盖天、地、人三个空间维度和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维度，“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形貌和指向也焕然一新。

　　第一，《吕氏春秋》沿用了“春秋”表示年岁的本义，但既不按年纪事，也不记述某一特定年份发生的事情，而是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以十二月令的形式依次讲述一年四季十二个月的天象、物候，尤其是天子应做的政事和应注意的问题，别出心裁地设计出了一份天子的施政年历和活动年表，赋予“春秋”以“年历”“年表”的新意。

　　第二，《吕氏春秋》继承了“春秋”纪事叙史的传统，但不只记人事，而是将天、地、人结合起来全面记述和思考；不只写史事，而是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凡过去（历史）、现在（现实）、未来（理想）之事全都叙写和讨论，从而赋予了“春秋”全方位的空间内涵和全维度的时间内涵。

　　第三，《吕氏春秋》仿效孔子写《春秋》的做法，但彻底打破其编年纪事的体例，放弃其“微言大义”的笔法，而采用以举例形式讲史事和充分说理的写法，注重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务求意旨显豁明快。这就赋予了“春秋”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和写作风格。更重要的是，它还弘扬了孔子作《春秋》“明王道”“定天下”的旨趣和精神，与之一脉相承，但又与孔子向后看、企图恢复旧秩序的做法截然相反，而是向前看、希望建立新秩序，这又改变了“春秋”固有的思维定式和价值取向。

　　第四，《吕氏春秋》保持了“春秋”作为史书的某些特征，因而司马迁在《史记》中谓其“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并将其与《左氏春秋》《虞氏春秋》并列，作为史书看待。冯友兰在为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所写的序中亦称其“实乃史家之宝库”，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中也认为“《吕氏春秋》作者欲博通古今之变，以史典自诩，故自号‘春秋’”；但是它又继虞氏、晏子之后进一步打破了史书与子书的界限，更加向子书靠拢，以人事征天道，借事论理，以史资政，欲成一家之言，因而亦史亦子，甚至以子书为主，这又进一步赋予了“春秋”兼指子书的新意，大大拓展了其内涵、外延及容量和空间。

　　“采精录异，成一家言”

　　《吕氏春秋》既非纯粹的史书，又非纯粹的子书，而是一部亦史亦子而以子书为主的杂家著作，是一部为秦统一天下和治理天下而编写的完备的王政法典、治国纲要和百科全书。与此性质密切相关，《吕氏春秋》的编写宗旨就是博采各家精华以成一家之言，也就是宋人高似孙《子略》所说的“采精录异，成一家言”。

　　《吕氏春秋》首先采用了阴阳家的学说，并将其置于全书纲纪的显著位置。这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十二纪”各纪以及“八览”“六论”的首篇，并散见于全书。《吕氏春秋》采用了阴阳家用阴阳二气消长和五行相生相胜来解释宇宙万物构造与发展变化规律的说法，以及政令要与时令相配、帝王应天数而兴的观点，但并未过分迷信其神秘的“天命”观和“天人感应”论，相反，其《圜道》《尽数》等篇提出的自然天道观和“精气”说，还与之针锋相对。

　　《吕氏春秋》采用最多的是道家学说，尤其崇尚道家的哲学思想。书中多处提到老子，阐扬老子思想。涉及《贵公》《去私》等10余篇。有些话语往往直接来源于《老子》，如“至言去言，至为无为”（《精谕》），“祸兮福之所倚”（《制乐》）等。书中直接来自《庄子》、阐扬庄子思想的文字更多，有50多条，涉及《本生》《贵生》等30篇。此外，书中还采用了关尹、杨朱、子华子、詹何、田骈等道家人物的学说，还保存了六国时人伪托黄帝的一些学说。总体看来，《吕氏春秋》极力推崇的是道家的哲学思想，主要采纳了其重道守柔、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因性任物、超然物外、重己养生等思想观点，并且以“法天地”作为全书的指导思想。当然，《吕氏春秋》对道家学说也并非全盘接受，它扬弃了其逃避现实、冷漠无情、不思进取、与世敷衍等消极性，在《当务》篇中甚至还站在儒家立场讽刺庄子学派的偏激说法。

　　《吕氏春秋》中采用的儒家学说仅次于道家。书中记述孔子言行事迹，着重突出一个“仁”字，从而创造性地吸收、改造和发展孔子的“仁学”思想。《爱类》篇“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一段话就是明证。相应地，《吕氏春秋》也很重视孔子提倡的“礼”“信”等学说，这在《壹行》《贵信》等篇有充分体现。此外，《孝行》篇宣扬儒家孝道学说，并保存了曾子论孝的言论；《至忠》等篇宣扬儒家的忠君思想，歌颂人臣的忠义精神；《忠廉》等篇阐发了孟子“舍生取义”的思想；《情欲》等篇发挥了荀子的主张。如果说道家思想是从哲学层面和精神内涵上贯穿了全书，那么儒家学说则从政治伦理和社会秩序层面上贯穿了全书。其所采撷者，除了“至忠”的主张含有愚忠成分而有缺陷外，其余都是儒家的精华所在。当然在采撷过程中，编著者也是有所改造和扬弃的，从而摈弃了儒学的某些迂腐气和保守性。

　　《吕氏春秋》对墨家学说也相当重视，采撷了其中一些精华。《不二》篇谓“墨翟贵廉”，故《吕氏春秋》对墨学的吸收重在“廉”上。《节丧》脱胎于《墨子·节葬》之义，此乃俭朴、节用之“廉”；《高义》篇之“墨子辞封”，颂扬墨子的高尚品格，此乃尚义、不苟之“廉”；《去私》篇之“腹杀子”，表彰墨家不徇私枉法的精神，此乃公正、无私之“廉”。还有，《当染》全取自《墨子·所染》，强调环境熏陶的意义；《期贤》等篇反复阐发墨家“尚贤无差等”的思想；《听言》等篇一再宣扬墨家的“爱利”之道，似都与“廉”有关。在采撷精华的同时，《吕氏春秋》根据现实需要，坚决反对墨家“非乐”“非攻”的思想主张，在《大乐》《振乱》等篇中给予有力批判。但总体看来，《吕氏春秋》对墨学的接受明显多于摒弃。

　　《吕氏春秋》还采摭了法家、名家、兵家、农家的一些思想和言论；“且有不少早已湮没之家派，赖此得以保存”（陈奇猷语）。显而易见，《吕氏春秋》的杂取博采确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诚可谓“总晚周诸子之精英，荟先秦百家之眇义”（许维遹语）。

　　《吕氏春秋》杂取博采、采精录异，却又绝非机械的摘录类抄和简易的兼收并蓄，也绝非单纯的思想糅合和材料汇总，而是通过有机的取舍、吸收和综合，有序的加工、改造和重组，“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高诱《吕氏春秋序》），从而形成吕氏自己独创的一家之言，形成那个时代特需的一套体系。正如前人所说，《吕氏春秋》“采庄列之言，非庄列之理，用韩非之说，殊韩非之旨”（见蒋维乔等《吕氏春秋汇校》叙例），书中虽然杂有道、儒及各家学说，但是这些东西一旦进入此书，便基本被融化了，就不再是道家、儒家及各家的东西，而成为该书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了。因此，以前有些学者认为《吕氏春秋》只是杂采博摭而没有创造精神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吕氏春秋》绝非“类书”或“文集”，而是有着统一思想、明确宗旨且自成体系的一部学术专著。它虽然杂取百家，但又卓然自成一家。尽管这一体系还未尽整齐、圆融、贯通、完满，还存在某些龃龉和矛盾，但它毕竟是不同于先秦诸子百家中任何一家的一个全新的体系。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