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翻译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翻译理论研究不断创新，为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我国的翻译教育和翻译学科建设仍然面临一些困难。如何突破困境、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成为我国学界关注的热点。

　　创新发展翻译理论研究

　　我国翻译理论研究随着翻译事业的发展不断拓展、深化，国内翻译界在理论、方法创新上也做出了很多有益尝试。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副院长李长栓提出，应以“信”“达”“切”作为指导翻译实践的标准。该标准综合各家理论，是翻译“目的论”的中国化。所谓“信”，是指准确反映原文意思，不违背作者的意图，但不排除对原文的变通取舍；“达”是指译文要通顺自然，能够为读者理解；“切”是指译者要根据用户的要求和翻译目的，对原文进行适当编辑加工，使译文适合翻译需要。

　　李长栓表示，要达到“信”“达”“切”的标准，必须从三方面着手，即理解、表达、变通。理解既包括对原文的理解，又包括对翻译情景的理解。理解要接近、达到甚至超过作者的水平。表达要符合译入语习惯，反映作者清楚表达、希望表达甚至应该表达的意思。变通是为了实现翻译目的对原文进行编辑加工。在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过程中，译者尤其要注意对原文进行变通取舍，使译文实现有效沟通的目的。

　　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陈小慰认为，翻译修辞批评，指从当代修辞视域对翻译现象、产品、行为及与其相关联的主体及制约因素进行的观察与评论，以促进理解与合作为其基本理念和最终目标。陈小慰从翻译修辞批评与翻译研究大趋势深度契合这一基本点出发，在综合翻译修辞批评的内涵、准则和基本要素的基础上，提出翻译修辞批评应被视为翻译批评领域的一个重要范式，以深化对翻译行为本质和特性的认识，促进翻译研究和实践，更好地助力中国对外话语传播。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翻译人才在与各国交流过程中肩负着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这对翻译人才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翻译人才培养选拔和评价体系取得了历史性进步，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认可。”中国翻译协会会长周明伟表示，跨学科教育的不断进步，以及一系列翻译教学标准和规范性文件的相继出台，推动了我国翻译教育规模化、规范化、特色化、重心化发展。同世界翻译强国相比，我国的翻译服务市场还有许多地方需要规范，加强行业科学规划和标准化建设的任务依然十分紧迫。

　　随着新时代外宣对象的多极化、外宣形式的多元化和外宣策略的多样化，高校翻译人才的培养从质量和规模上都得到快速发展。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原副校长邱鸣表示，目前，高校在培养翻译人才过程中，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评价机制的缺失。评价机制的缺失包括个体翻译能力评价机制的缺失和教学机构评价机制的缺失。全国翻译专业资格考试（以下简称“CATTI考试”）从2003年开始至今，累计报名超过107万人次，逾15万人次获得翻译资格证书。CATTI考试不仅在引导全国翻译人才培养方面起到了导向性作用，也为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培养单位评价机制的确立发挥了规范性作用。此外，CATTI考试本身也在不断完善。

　　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

　　“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既是我们加强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前提，也是我们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好中国形象的必要条件。”周明伟表示，要实现对外传播能力同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国际话语权同我国的国家地位相适应，就必须紧紧抓住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这个环节，打造更多对外传播领域登高原、攀高峰的作品。

　　周明伟强调，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需要同国际同行更加密切合作，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我们要积极搭建国际性行业交流平台，同国际翻译家联盟等国际专业组织建立互信互利、共赢共享的沟通合作机制，发挥地区引领作用，推进丰富多彩的人文交流，为区域和全球发展贡献中国翻译界的智慧和力量。同时，国内外翻译界要以国际性行业活动为契机，在人员往来、信息交流、产品互通、技术研发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进步。

　　“有效融通中外翻译学术话语体系是当务之急。”外交学院英语系教授崔长青认为，要真正融通中外翻译学术话语体系，就需要中西文化进行双向交流与平等互动，并适时、适地、适度地运用具体思维与抽象思维、综合思维与分析思维，进行立足根本的翻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