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我考进了云南大学。在大学的茫茫书海中，我接触到了很多中外学者撰写的关于各民族田野调查的资料，其中有不少是关于纳西族的。这令我很欣喜。虽然这些资料的描述比较粗糙，但足以使我领略到故乡有趣而神秘的风情民俗，而我在之前对其中很多内容竟茫然无知。我在选修民族民间文学课时读到了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的《麽些民族考》等文章以及西方学者洛克的《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油印译本等，一次次惊讶于自己民族丰富博大的文化和历史，也为自己对本民族历史、宗教、社会、文字、民俗等所知甚少而感到汗颜。我虽然在中文系读书，但对民族学的兴趣与日俱增，于是就在学好本科课程的同时，选修了语言文字学、宗教学、民间文学等课程，埋首于过去很多未曾涉猎的民族学书籍中，这为我日后解读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打下了基础。

　　最早见到方国瑜先生是与和志武先生一起。当时和先生正与方国瑜先生一起研究纳西东巴象形文、参编《纳西象形文字谱》，那时，我正随和先生学习东巴象形文、纳西语法、国际音标等方面的入门知识。方先生知道我开始对纳西族文化感兴趣，很高兴，问了我不少问题，其中问到我的家世，我一一告诉他。当他听说我曾祖父叫杨绳武时，高兴地说：“我在丽江读小学时，杨绳武曾经当过我的校长呢，他是个相当不错的老师。”后来我从丽江教育家和志坚于1932年所编撰的《丽江县教育小史资料》中读到这样一段记载：“民国二年，以杨绳武为县高小校长。扩充两班，共合六班。计二百五十名。”方先生所指当是这个阶段他和我曾祖父的师生之谊。

　　方先生多次跟我谈到他对纳西象形文字的收集整理经过。后来，为鼓励我研究纳西东巴文化，他特地把珍藏数十年的李霖灿先生编撰的《麽些象形文字字典》赠送给我。这本书是20世纪40年代全面抗战时由转移到四川李庄的中央博物院用棉纸石印的，如今海内外所存无多。这本珍贵的书与方先生的《麽些民族考》、洛克的《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成为我从事纳西学研究的入门书籍。

　　方先生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当时视力已经很弱，戴着装有高倍放大镜的眼镜，浏览各种历史文献。每当话题涉及云南某个地名、某个事件时，方先生便会信手拈来地旁征博引各种史料，说出这个地方的很多史事，他对地方史料之烂熟于心和那极强的记忆力，使我甚为叹服。方先生治学专心致志，博大精深，而生活则很简朴。当时在中文系任教的杨世强老师曾对我说过：“方先生像一头牛那样能吃苦，旁人很难有他那种一天十几个小时埋首书斋的毅力。”

　　1980年，德国学术代表团来云南大学访问。其中有曾作为洛克博士助手、致力于德国图书馆藏纳西东巴经典编目工作十多年的著名学者雅纳特教授，此行他是为推动德国与中国学术界纳西学合作研究而来。经方国瑜先生与和志武先生提名，我作为他们的助手参加了这次学术交流活动。当时我还不会讲英语，学校派历史系英语口语娴熟的同学帮助我翻译，和雅纳特教授一起工作了十多天。此后，我更努力地学习英语，雅纳特教授给方国瑜先生与和志武先生的很多英文书信，都由我来翻译。雅纳特也常常写信给我，讲他研究纳西语言文献的一些想法，我也常把他的这些想法和观点翻译给先生们听。

　　雅纳特教授是语言文献学家，他认为，洛克博士在纳西学研究上做了非常伟大的工作，但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即从语言入手研究纳西文化。他想弥补这一不足，用德国语言描述分析学的方法，从现代纳西语入手另辟研究纳西学研究的新路。他仔细地听我讲述了我利用假期回家收集的几个民间故事，让我用国际音标将其记录下来。我当时正在撰写关于纳西族民间殉情长诗《游悲》和纳西东巴神话的研究论文，雅纳特对我的学术探索较为欣赏，便动了和我一起从现代语言文献入手研究纳西族文化的念头。他向方国瑜先生提出邀请我到德国去从事合作研究的想法，方先生非常支持。一年后，我就收到了德国科隆大学正式邀请函。当时，一个尚未毕业的大学生要出国还是非常艰难的事情。为此，方先生多方奔走。几经周折，终于在1983年1月22日成行。此后大约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纳西学的研究中。

　　我的成长，与方先生的教诲是分不开的，尽管我没有成为方先生的嫡传弟子，但先生的深钻细研和博大精深成为我治学的楷模。

　　方国瑜先生除了是个大学者，还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往事已矣，先生离开我们已有22年。此时此刻，夜静风轻，明月临窗，几句不成章法的诗句，涌上我的心头，寂寂之中以此缅怀远逝的先生：潜沉史海五十载，“南中泰斗”不虚传。滇云有幸生国瑜，“南蛮”青史动山川。高山质朴劲内敛，大海无言蕴真元。浮世熙攘闹纷纷，静夜怀师见南山。

　　（作者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