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史作为20世纪及其后的世界历史，是古老历史学科中一个相当年轻的分支学科。中国的世界现代史学科发端于20世纪上半期，而其真正的创立与发展，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

　　学术梯队建设卓有成效

　　从20世纪初到1949年10月，关于这段历史时期的讲述，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第一，囿于事件发生的时间太近及资料极其短缺，研究世界史的学者所撰写的著述基本上不包括世界现代史，如周谷城1949年出版的3卷本《世界通史》只是写到19世纪。即使在大学课堂上，也只有很少教授讲过西洋现代史课程（齐世荣：《关于开展世界现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2期）。第二，在这一时期的中小学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中，却一直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或多或少地要求讲述20世纪前半期世界历史的大事件，如两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与“弱小民族之解放运动”、国际联盟与联合国等，几乎都在讲述之列，并将其冠之以“外国史”的“现代史”部分（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由此看来，这一时期可视为我国世界现代史的萌芽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进入新纪元，中国的世界现代史学科也由此创立。70年来，世界现代史学科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逐步形成稳定的世界现代史教学科研队伍。在这支队伍里，既有留学归国的优秀学子，更有我们自己培养的世界近现代史博士和硕士。他们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学术前沿，国际交流活跃，是当今世界史学科建设的主力军，其中一些人已经在国际学术界有了一定知名度。特别是经过共和国几代世界现代史学人的努力，这支队伍已经基本形成老中青相结合、人才梯队成功更替的发展态势，保证了我国世界现代史学科建设的有序发展。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苏联东欧史研究会，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等学术团体的成立，也成为推动和促进国内世界现代史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尤其需要指出的是，2011年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为世界现代史作为二级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

　　70年来，我国构建了自己的世界现代史通史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在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世界现代史学者曾接受苏联将十月革命作为世界现代史开端的观点。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的世界史学界迎来思想大解放。学者们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论述，不仅涉及社会形态变化，而且包括对世界历史的理论阐述，因此，史学界对作为唯物史观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有了新的认识。

　　在此基础上，吴于廑和齐世荣主编的6卷本《世界史》（即“吴齐本”），以包括世界历史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突破了以往苏联学者所编世界通史的框架，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帝国主义形成并不断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与争斗，最终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历史现象，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这样，把十月革命置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背景下，将两次世界大战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将20世纪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论述。由此，重构了世界现代史的通史体系。这一体系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专题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在世界现代史的专题研究方面，我国学者取得丰硕成果。大量教材、学术专著、工具书和论文不断涌现，更不胜枚举。这里主要指出三个重要现象。

　　其一，出版了分时段撰写的各种版本的《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战后世界史》《世界近现代史》等断代史著作。更值得关注的是，将20世纪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贯通式考察。例如，金重远主编《20世纪的世界》（2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齐世荣和廖学盛主编《20世纪的历史巨变》（学习出版社2005年版）等。

　　其二，在关乎世界现代史的各个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国际关系、非殖民化等国际学术界研究的前沿领域，都有中国学者的著述，其研究活动和成果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性。

　　举其要者，关于两次世界大战的著作，例如，萨那等编《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朱贵生等编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史》（5册，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徐蓝和耿志著《英美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1919—1945）》（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李巨廉等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百科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关于法西斯研究的著作，例如，朱庭光主编《法西斯新论》（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和《法西斯体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齐世荣主编《绥靖政策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关于冷战的著作，例如，崔丕著《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徐天新等主编《冷战前期的大国关系——美苏争霸与亚洲大国的外交取向（1945—1972）》（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沈志华主编《冷战国际史二十四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版）和《冷战启示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关于苏联史的著作，例如，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2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郑异凡主编《苏联史》（9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关于国际关系的著作，例如，陈兼著《走向全球战争之路》（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徐蓝著《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武寅著《从协调外交到自主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杨奎松等著《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郭华榕和徐天新主编《欧洲的分与合》（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牛军主编《历史的回声——二战遗产与现代东亚秩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李安山著《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版）。

　　这些成果注重梳理诸多个案的来龙去脉，从不同角度比较清晰地勾勒出逐步发展的世界现代史面貌。

　　其三，中国学者开始运用一种新的国际史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重新审视上述重大历史个案，使专题研究更为深化，并做出一些新的解释，初步形成中国学者自己的话语体系。这里仅举一些主要学术观点。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不仅考察了这场世界上第一场总体战的帝国主义时代背景和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角逐导致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而且指出这场战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影响。例如，中国用“以工代战”形式参加战争，是促使战后中国得以讨回山东主权的重要因素；英国将数以百万计的殖民地人民投入战争，却强化了这些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民族身份认同，促进了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研究，出现了将两次世界大战联系起来考察的新角度。例如，无论是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还是绥靖政策的产生，尽管其原因相当复杂，但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和结果直接相关。就前者来说，帝国主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处理战败国的强权政治原则对战败国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其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对后者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极端残酷性而导致的战胜国战后和平主义高涨，是其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20世纪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研究，学者们将国际政治的宏观理论思辨与世界现代史的微观实证考察结合起来，进行跨学科研究，是近年来世界现代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方法。具体来说，将两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和联合国进行比较研究，将二战后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的国际经济秩序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进行研究，都有新的成果，并具有明显的资政作用。

　　资料建设突飞猛进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世界现代史并不被看作是“历史研究”的范畴，而是归于时事政治领域，原因之一是资料的短缺。因此，改革开放后，世界现代史学者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编纂资料集，如齐世荣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3册，商务印书馆1980—1998年版）和《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3册，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1996年版）、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2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王斯德等编《世界当代史参考资料》（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李巨廉等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等。

　　随着国力不断增强，国家对购买图书资料、各种数据库的资金投入大大增加，我国的世界现代史资料建设突飞猛进。仅以冷战史研究为例，各大图书馆和高校购入的美、英、俄、法、德、日等国的解密档案以及中国大陆的解密档案，数不胜数。因此，姚百慧主持编写了《冷战史研究档案资源导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为初学者提供了方便。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资深教授、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