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议制民主是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石，关键环节就是民众通过定期选举代表而行使国家权力。但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中，代议制民主制度逐渐演变为一幅“精英民主”的图景。民粹主义政党不断渲染“精英”和“大众”之间的鸿沟，以二者之间的分裂质疑主流政治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并号召底层民众反抗上层精英。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欧洲政治格局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左翼政党的民粹化倾向在意大利、瑞典、德国、希腊、法国、奥地利等国家的选举突破就是重要例证，它们不仅导致很多国家政党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化，也一定程度上挑战着西方世界引以为豪的自由民主体制。近一段时间以来，南欧一些国家左翼民粹化政党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SYRIZA）和西班牙“我们可以”党（PODEMOS）当前的政治选举成就，引发了政坛地震和欧盟的普遍关注。

　　经济危机发酵诱发政党政治格局变化

　　2015年1月，齐普拉斯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党以36.7%的选票赢得希腊大选，并与独立希腊党人（ANEL）联合组阁，成为欧洲为数不多进入政府执政的激进左翼政党。2014年的欧洲大选中，SYRIZA获得26.5%的选票，超过新民主党跃升为第一大党。“激进左翼联盟”党的民粹主义话语宣传鼓动，是其从边缘性政党走向主流政党甚至跃升为执政党的重要因素。以反紧缩政策上台执政的“激进左翼联盟”党，面临的主要执政挑战是，如何与国际债权人就主权债务问题和援助合作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但齐普拉斯政府未能成功地履行选举前承诺，2015年7月希腊议会与国际债权人达成第三轮救助协议。虽然希腊国内爆发了多场反对政府紧缩政策和新救助方案的示威游行，但2015年9月的大选中“激进左翼联盟”党依然再次当选并执政，该党此次再次胜选所采取的选举策略引发了外界的很多思考和关注。

　　与此同时，在西班牙也发生同希腊类似的政治变化态势。创立于2014年1月的西班牙“我们可以”党，成员主要是大学教职人员、左翼社会活动家，如“联合左翼”（IU）的成员、“反资本主义左翼”（IA）政党的成员，以及其他社会运动的成员等。高举反紧缩政策大旗的“我们可以”党，在同年5月的欧洲大选中获得8%的选票，并在欧洲议会中获得5个议会席位。2016年西班牙大选中，“我们可以”党与“联合左翼”、绿党组成选举联盟，获得超过21.2%的全国选票成为议会第三大党，打破了西班牙传统政治权力平衡。“我们可以”党有着较为明确的民粹主义定位，强调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愿景，话语体系和理论战略深受拉克劳和墨菲的民粹主义理论影响，正是秉持这些主张的“我们可以”党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威胁到了西班牙的传统政治格局，这种变动给西班牙国内政治稳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民粹主义：欧洲政客们的选举“甜品”

　　深陷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泥潭的南欧各国，由于经济低迷、失业率高、政治无序、民众愤怒等，为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产生、发展壮大提供了现实土壤。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和西班牙“我们可以”党，成功地动员了对传统主流政党失望的选民和对未来充满恐惧的人民，赢得了政治上的果实。在穆德和卡特瓦塞看来，民粹主义是一种“弱意识形态”（thin ideology），它将社会分为两大同质性却对抗的集团——“纯洁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而政治应该是人民一般利益的表达。拉克劳则认为，民粹主义是可以在任何政治运动中出现的政治逻辑和话语类型，显著特征是对社会集团中“人民”与“敌人”（政治精英）的二元对立划分。民粹主义既存在于右翼政党之中，也存在于左翼政党之中，前者的民粹主义主张具有排外性，而后者则具有包容性。

　　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和西班牙“我们可以”党等南欧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和选举突破，既受益于欧洲多重危机的时代背景，即经济社会灾难导致民众对主流政治和政党失去信心；同时，也离不开激进左翼政党反紧缩政策的社会动员和战略选择。概括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经济困境孕育政治民粹化倾向。20世纪70年代的民主重建后，希腊形成了由中左翼的泛希腊社会运动（PASOK）和中右翼的新民党（ND）轮流执政的相对稳定的政党体系。2009年，泛希腊社会运动赢得大选，但此时希腊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已非常突出，为了避免希腊破产，乔治·帕潘德里欧被迫与“三驾马车”（欧洲委员会、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紧急备忘录，实施严苛的紧缩政策。2011年乔治·帕潘德里欧辞职，卢卡斯·帕帕德莫领导的新民党继续推行紧缩政策，严厉的财政纪律、社会福利支出的削减和大规模私有化，令民众苦不堪言。2008—2012年，希腊的GDP缩水20%，失业率上升了23%，其中年轻人失业率达到60%。2011年秋，希腊爆发持续数月大规模反紧缩政策的“广场运动”。2008年的金融危机同样重创了西班牙经济，2012年西班牙政府通过“欧洲稳定机制”向“三驾马车”借款10亿欧元，陷入公共债务危机的政府被迫实施严苛的紧缩政策。2008年以来，西班牙的失业率为17%左右，而在2017年7月，青年的失业率高达39%。长期低迷的经济形势、紧缩政策的负担以及政治丑闻和腐败案件等，滋生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和反抗情绪。2011年5月，西班牙爆发“愤怒者”抗议运动，谴责政治精英已不再是人民的代表，呼吁“真正的民主”。

　　主流政党的代表性与合法性危机。代议制民主是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石，关键环节就是民众通过定期选举代表而行使国家权力。但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中，代议制民主制度逐渐演变为一幅“精英民主”的图景。民粹主义政党不断渲染“精英”和“大众”之间的鸿沟，以二者之间的分裂质疑主流政治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并号召底层民众反抗上层精英。就希腊和西班牙案例而言，主要的中左政党、中右政党政策很大程度上都受制于欧盟财政规制，它们很难找到同时符合国家利益又符合选民利益要求之间的平衡，无法为走出经济和社会困境提供有效解决方案，无法有效回应民众反紧缩政策的需求。在此背景下，主流政党代表民意的能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而，受到来自民众不同程度的选举惩罚。

　　在希腊，挫败、愤怒、绝望等情绪的累积，最终导致中下层民众政党认同发生改变，对执政当局丧失信心。特别是泛希腊社会运动，在2012年第一次大选中损失惨重，选举支持率从2009年的43.9%下降到13.2%，新民党在此次选举中的选票也减少了15%左右。在西班牙，社会工人党在2011年的大选中损失了将近15%的选票，人民党赢得大选。但继续实施紧缩政策的人民党在2014年的欧洲大选、2015年西班牙大选中的选票也急剧下降。2014年欧洲大选中，社会工人党和人民党的得票率都达到历史最低点。主流政党的代表性危机，为反建制的激进右翼、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发展和崛起提供了政治空间和“窗口期”，特别是它们能够利用简单化的、激进主义的反紧缩政策宣传口号将自己打造为普通人民大众的代言人。

　　左翼政党的“二元”民粹化动员。无论是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党，还是西班牙的“我们可以”党，政党政治的理论话语和政策纲领中都明显将社会空间划分为两个维度——“他们”（当权派）和“我们”（人民），这一“精英”和“大众”的二元对立，也是它们被界定为民粹主义政党的重要标志。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的领导人齐普拉斯在2012年之后的演讲中频繁使用“人民”一词，该党在2012年和2015年国内大选的海报宣传中也不断唤起人们对于当局紧缩政策的愤怒和不满情绪，同时为人们提供了缩减债务负担、与债权人重新谈判、解决贫困、强化公共服务的替代性方案。“我们可以”党具有强烈的反建制、反精英倾向，成为大众反抗主流政党和既存政治体制的重要政治力量。2014年欧洲大选中，该党提出了反紧缩政策、反新自由主义、重建经济、反对腐败和增强社会融合的诸多政策倡议。

　　菲尔克曾指出，“殖民主义是理解任何形式的民粹主义的关键性要素”。包容性民粹主义大多发生在殖民主义国家或地区，如拉丁美洲。南欧地区是经济危机、债务危机的重灾区，南北的地理划分，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上的差异，极易导致希腊、西班牙等国民众将抗议和愤怒转移到以德国为首的欧盟。在他们看来，布鲁塞尔的精英们和以德国为首的欧元区债权人正把欧洲南部“贫穷”国家当作新的殖民对象来看待，正是经济全球化、地区一体化、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改革才导致目前国内的经济、社会困境和政治危机。

　　从欧洲政党政治视角看，“激进左翼联盟”党的上台执政和“我们可以”党这一类型政党的崛起和选举突破，很大程度上鼓舞和激励了其他欧洲国家的激进左翼政党，像齐普拉斯这样的政客已成为欧洲激进左翼的“门面担当”。在此意义上，更多这样的政治人物和政党会利用这股民粹主义浪潮，去赢得他们的政治选举，极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欧洲政治格局的动荡和不稳定性。当然，欧洲激进左翼这种正面导向作用不应被过分估计，毕竟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的成功经验很难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复制，它是否能够产生持久的影响力，依然主要靠在政府中的执政表现，在没有广泛影响欧洲议会政党政治格局态势的情况下，欧洲激进左翼能走多远还需要观望。现实的情况是，欧洲多国的激进左翼政党依然是国内边缘性小党，而诸如德国左翼党、荷兰社会党，以及北欧地区的激进左翼，在本国国情和欧洲整体政治气氛下，并未在当前紧张的欧洲多重危机背景下获得明显的选举红利，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欧洲左翼政党政治的全面崛起。

　　（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意识形态研究”（18KDC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