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源头在哪里？孔德？荀子？近年来，这个问题不断被纳入中国社会学人的视野之中。笔者仅就中国社会学的源头问题，从逻辑和意义方面谈一些体会。

　　一方面，探寻中国社会学的源头，在逻辑上是成立的。

　　社会学只能发源于西方吗？虽然目前学术界公认孔德是社会学的创始人，从他开始有了“社会学”的名称。后来，又经过经典社会学家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人的发展，使社会学真正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并开辟了社会学多元发展的道路。但是，熟知未必是真知。社会学的历史仅仅是从孔德开始的吗？社会学历史的逻辑真的是这样吗？这就要从逻辑上去追寻。

　　从逻辑方面看，如果把社会学的概念放宽一些——不拘泥谁提出了“社会学”这一名称的话，那么社会学可以找到多样的源头。1993年10月，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作学术演讲时指出：“如果我们同意把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范围放宽一些，包括人们对人际关系的知识和理论，那么社会学的来源在中国就有很长久的历史。我记得拉德克利夫·布朗有一次在燕京大学说过，他认为中国在战国时代已有荀子开创了这门学科，比西方的孔德和斯宾塞要早2000多年。不管我们是否同意他的看法，我们不容否认，对人际关系的重视，一直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在这样长的历史里，这样多的人口，对人和人相处这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应当受到我们的重视，而且在当今人类进入天下一家的新时期的关键时刻，也许更具有特殊的意义。”费孝通晚年的《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可以看作是他对中国社会学走向的“社会学期待”。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从社会学是一种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谈起，然后明确指出：“社会学的人文性，决定了社会学应该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社会历史实践，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蕴藏着推动社会学发展的巨大潜力，是一个尚未认真发掘的文化宝藏”。

　　刘少杰曾经专门探讨过社会学“起点的追问”问题，他认为，社会学的本质界定直接关系到对社会学的起点和展开过程的理解。因为不同的本质界定意味着看到了不同的社会学，于是对社会学的起点和演化也就有了不同的眼光和解释。黑格尔在撰写哲学史时，对哲学的本质同哲学史的关系十分重视，他不是像一般史学家那样首先寻找哲学的起点，而是首先对哲学观念进行深入的清理，在理清哲学观念之后才去揭示哲学的起源和演化线索。涂尔干根据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学的基本原则、对社会生活进行了分类这两个标准，认定孟德斯鸠为社会学的创始人，也遵从了黑格尔的上述逻辑。此后，雷蒙·阿隆继承了涂尔干的立场，从孟德斯鸠开始撰写西方社会学史。刘少杰指出，涂尔干“追问社会学历史起点的意义首先在于突破了考察社会学演化史的封闭性。如果以孔德提出社会学这个概念作为社会学史的起点，这不仅意味着社会学史有了一个确定的起点，在孔德之前是否有关于社会学的研究不必再去思考，而且还意味着给社会学限定了一个比较狭窄的范围”。其次，涂尔干把一个从来没有用过社会学概念的人看作社会学先驱，也意味着：站在社会学起点的人并不在于他是否有了一个明确的社会学学科意识或学科立场，而在于他是否在实质上确立或论述了社会学的原则。在刘少杰看来，“像孟德斯鸠这样在形成社会学概念之前而实际上就已经开展了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在思想史上绝不能仅仅是孟德斯鸠一个人”。把社会学的源头追溯到荀子或其他思想家的做法，同涂尔干把孟德斯鸠认定为社会学先驱的做法在性质上是相同的。“他们都坚持了一个共同的原则，判定社会学思想的标准和考察社会学历史的尺度，不在于思想家的直接宣称，而在于他们的思想内容。”这里又进一步涉及社会学研究的自在性与自觉性问题。从学科的自觉性而言，孔德、涂尔干、韦伯、齐美尔、帕森斯等社会学家自觉地展开社会学研究。“但是，我们不应当把社会学的历史仅仅限制在这些在学科上达到自觉的社会学研究者身上……社会学应当有这个勇气，突破仅从学科自觉性的限制去编撰社会学史，也就是把那些尚未形成社会学的学科意识，但是已经阐述了某些社会学思想，为社会学的发展有所贡献的学者列进社会学的历史队伍中……这不仅仅是一个学科对自己历史起点的自我界定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学科是否敞开自己胸怀，在人类思想史的长河中吸收思想精华、支持自己获得更充分发展的根本问题。”

　　根据上述逻辑，如果从社会学的概念、本质界定倒推的话，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荀子具有当然的社会学创始人资格——虽然他没有用过社会学概念，也不可能有社会学学科的自觉，但这并不妨碍他作为自发的社会学家的历史性存在的地位和价值。如同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一名称，只有儒学、老庄之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哲学的存在形态，不能因此说中国没有哲学一样，也不能因为中国古代没有“社会学”这个名称，仅仅有荀子之学等社会学之实际理论的存在状态，就说中国古代没有社会学。严复把社会学翻译为“群学”，并把群学界定为“知治乱兴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的一门学问。英格尔斯也认为，“社会学试图解释社会秩序和社会动乱的本质”。以此类社会学本质界定为标准，我们可以判定：荀子建构的关于社会的学问就是社会学。正如景天魁所说：“不能把西方社会学的传入与中国社会学的产生简单地画上等号。中国学术自古以来就不是踩着西方学术的‘点’（节奏）走的。不同文明自有其起源，其中的不同学术，有不同的概念、不同的形式、不同的传统……中国社会学之‘源’，是以荀子‘群学’为代表的本土社会学传统资源……不管它有什么不足，‘早熟’也罢，专业化程度不高也罢，那里总是有我们中国学术最基本的文化基因——那就是中国社会学的根。”

　　另一方面，探寻中国社会学的源头，在建构中国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方面有其积极意义。

　　费孝通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郑杭生非常重视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陆学艺孜孜以求社会学的本土化。当前，建构中国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的共识和未来努力方向。那么，怎样建构中国社会学的学术话语体系呢？探寻中国社会学的源头，挖掘其中的深刻价值所在，是建构中国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建构社会学的中国话语体系，首先应当反思西方中心论话语体系下的社会学起源观。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是西方中心论视野下才有的“难题”；韦伯关于东西方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著名命题，也是“西方中心论”范式下才有的。但是我们却从来未曾深度反思：关于社会学的起源，我们是不是也不自觉地、下意识地、不加批判和反思地受西方中心论这一潜在思维定式的影响而接受了人云亦云的结论呢？以至于在景天魁等学者提醒我们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还如同柏拉图“洞穴比喻”中的囚徒那样，对于昭示他们光明的人不予理解，甚至于不相信呢？

　　在反思西方中心论话语体系语境中的社会学起源观的基础上，探寻中国社会学的源头，对于建构中国社会学的学术话语体系有其积极意义。为了中国社会学的崛起，这就是探寻中国社会学源头的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