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世界各国的联系和依存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广泛和紧密，但与此同时，生态环境恶化、恐怖主义、粮食安全、核危机、难民潮等一系列问题依然挑战着人类，需要全人类共同应对。在此时代背景下，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和新主张。我们认为，这一理念和主张具有理论、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和共同体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必将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人类的福祉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从“虚假同体”共到“真正共同体”
在批判唯心史观、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马克思同步确立了自己的世界史观。马克思指出，世界历史既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也是生产和交往发展的自然结果，而要实质地把握这一点，我们必须批判“虚假的共同体”，以走向“真正的共同体”，这是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得以成立的思想史背景。
首先，走出虚假共同体意味着要对历史唯心主义展开批判。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脱胎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黑格尔这里，作为过程的世界历史已经先行得到了表达，只不过，黑格尔所谓的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自在自为的客观过程。对于这种以“绝对精神”为抽象架构的世界历史观念，马克思明确表示了不满，他指出，“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用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特意把人们维系在一起”。 可见，世界历史的实现是人们物质联系的自然结果，唯心史观显然颠倒了这一客观现实。
其次，走出虚假共同体意味着要尊重世界历史的内在原则。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和交往的扩大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这是地域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前提，是地域性个人走向世界历史性个人的前提。因而，历史唯物主义所谓的“物”是对世界的物质性界定，这种物质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体现为实践和生产两个依次递进的概念。马克思指出，需要催生了生产，需要的连续性催生了生产的连续性，生产能力的提升和剩余产品的出现使生产资料的继承成为可能，而交往范围的扩大在促成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同时使世界交往成为可能，即“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特别关注新航路的开辟和美洲的发现对于形成世界市场的意义，它意味着历史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工业生产、世界贸易、关税保护和殖民战争成为全新的交往方式。简言之，世界市场的开辟使世界历史时代成为可能，这是资本主义时代最基本的现实，也是我们观察人类社会以及人类命运的新视野。
最后，真正的共同体意味着世界范围内剥削和压迫的消除。
伴随着近代工商业的拓展，马克思看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步性，但是，由于难以突破以私有制为主导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存在着经济领域的剥削、政治领域的压迫和军事领域的对抗，等等。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所以，在19世纪阶级冲突十分尖锐的情况下，马克思认为，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消除“财产的阶级性质”，重建个人所有制，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以及世界历史的进步才有可能。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我们认为，马克思在所倡导的真正共同体中，人是有个性的自由人。尤其是伴随着分工消除、国家消灭、阶级消亡，人的自由个性得到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与世界的和平发展成为可能，人类将从必然王国跃向自由王国，此可谓马克思主义基于世界历史对共同体的本质构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世界历史新视野
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在中国的革命、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思想和共同体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既注重国内统一战线的构建，也注重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构建，而这恰恰体现了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的时代化运用。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中，在确定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既注重在内部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也注重通过吸收国际经验来发展自己。在此背景下，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所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和“社会主义本质论”，其实表征了改革开放以来共产党人对世界历史潮流的客观审视和积极应对。历史已经证明必将继续证明，“先富—后富—共富”的收入分配原则和基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共同发展的开放型发展格局契合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所体现的人本主义立场和世界历史视野，它意味着我们又一次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思想。
新时代，面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中治理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等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世界历史高度审视和化解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这一理念既继承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共同体思想，也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总体方向，它开拓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首先，这一理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思想和共同体思想。
从本质上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站在世界历史高度提出的中国方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思想和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在全球化时代，“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独立面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因此，中国应“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些判断和主张处处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人类休戚与共、实现全人类自由解放的追求，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在道义制高点上对人类发展的关切与希望。
其次，这一理念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总体方向。
作为一种类生物并满足自己的类需要，人类必然要从地域交往走向世界交往，基于这种深厚而宏阔的世界历史视野，习近平主席指出，“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从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70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较之于历史，今天的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只有构建起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才是人类应对诸多共同挑战的不二选择。事实已经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它必将对人类历史的新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最后，这一理念弘扬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开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钱穆指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其实是一种天下观念，这种观念与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有某种契合。正是源于这种契合，中国共产党人才特别注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实质的本质性结合和创造性发展，所以，面对日趋激烈的地区冲突和增长动力不足的发展难题，人类并不是无路可走，而是在于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寻求本国利益和他国利益的交汇点，以共同体的意识来平衡不同的利益关系和文化差异。在此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合成的结果，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开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历史、现实和未来是相通的。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我们坚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必将对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发展、共同发展产生积极的引领力和影响力。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