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洛（阳）地区位于河南省中西部。自旧石器时代起，人类先祖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不息。考古学家在这里相继发现了百余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上千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层层叠压、连续不断的文化遗存书写着郑洛古地悠久的历史，诉说着这里曾经的辉煌。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历史长河中，地处“天下之中”的河洛地区有着重要地位。《史记》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考古学发掘也印证了这一点，考古学家在这一地理单元中发现了夏商时期的都邑性遗址，如偃师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等。
20世纪70年代，郑州地区接连发现多处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大型遗址，特别是以郑州大河村为代表的长方形连间房基等遗迹的揭露和精美彩陶的出土，让该区域的仰韶文化为世人瞩目。因此，考古学界专家建议用“大河村文化”命名这一地区的仰韶文化。在大河村文化中，双槐树遗址是目前所见规模最大、等级最高、文化内涵最丰富的聚落，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供了新的关键性材料。
古国钩沉：郑州巩义双槐树考古新发现
双槐树遗址位于河南省巩义县河洛镇双槐树村南的高台地上，北依黄河，西濒伊洛河，南邻嵩山。这座距今五千余年的仰韶中晚期巨型远古都邑，恰好位于伊河、洛河汇流入黄河的高台地上，即文献记载“居天下之中”的河洛地区。这里交通便利、万方辐辏，自古以来便是华夏文明的腹地。
2013—2020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双槐树遗址开展了连续考古发掘，发现了丰富的大河村文化遗存。双槐树遗址先后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获评“2020年度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2020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双槐树聚落遗迹众多，最引人关注的有三重大型环壕、夯土院落式基址、墓地、祭坛、“北斗九星”等遗迹和彩陶、牙雕家蚕等遗物。
第一，都邑兆迹：三重大型环壕。双槐树一带地势高亢，是古人从事农业活动的理想之地。遗址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有三重环壕，分内壕、中壕和外壕，将遗址分隔为三部分。内壕、中壕与外壕南半部大致平行，外壕北半部依地势开挖。壕沟宽且深，如中壕上口宽23—32米，深9.5—10米。环壕分别通过吊桥和实土门道与外界相连。
内壕内是聚落核心区域，北端有围墙与内壕形成闭合结构，内有大型中心居址。围墙以南有大型夯土院落式基址、贵族墓地、夯土祭坛等。中壕与外壕之间有三处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和夯土祭坛。内壕与中壕距离不远，实用性不大，但曲度高度一致，应为有意规划，具有礼制象征。这种布局开创了夏商周时期宫城、内城、郭城制度的先河，为早期都邑城郭制度的源头和肇端。
第二，中心聚落：大型夯土院落式基址与广场。双槐树聚落内壕中部发现了大型夯土院落式基址。基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面积超过5300平方米。目前暴露有三处大型院落，其中一、二号院落布局比较清晰。
一号院落位于夯土基址区西部，平面呈长方形，面积达1300余平方米。南墙偏东发现主门道，内有对称柱子和台阶痕迹。主门道东侧有门塾一座。院落内发现多座房屋，大致呈东西向。F76是一组面阔十三间、面积达308平方米的大型房屋。院落南墙外侧发现与院墙同时期的大型活动面，应是广场。从残存门道及建筑相对高度来看，该院落可能为高台式建筑。一号院落的发现，反映出双槐树社会礼仪制度的萌芽，进一步证明了该聚落行政权、军权合二为一，同时兼有精神文化中心的功能，可能为当时的政治中心。
二号院落位于夯土基址东半部，平面呈长方形，面积达1500余平方米。院墙基槽夯筑而成，北墙基槽内有密集的扶壁柱和扶壁墙，院墙转角均经过加宽处理。南墙偏东、东墙北端和北墙中部各发现一处门道，南门道内被门柱分为三道，形成“一门三道”结构。北墙东端外侧有门塾一座。院落内未见较为完整的遗迹，但发现密集柱网，反映出较为复杂的布局与结构。发掘者认为，“一门三道”遗迹与二里头一号宫殿建筑，偃师商城三、五号宫殿建筑以及更晚的高等级建筑门道基本一致，凸显了双槐树大型建筑基址的高等级性和源头性。
第三，权力与秩序：大型墓地与祭坛。双槐树遗址勘探发现1700余座仰韶文化中晚期墓葬，分为四个区域。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经过部分考古发掘的墓葬一区布局非常规整，墓排与墓排之间间距15—18米，墓葬均为东西向，墓主仰身直肢，头向西，基本不见随葬品。高等级贵族墓葬分布于内壕内，其中一座较大型墓葬发现象牙随葬品。
祭坛发现3处，其中墓葬一区1处，墓葬二区2处。目前发掘的一处祭坛平面呈长方形，面积近260平方米。祭坛用土纯净，其上发现柱洞4个，表明祭坛上曾埋有四个高大木柱。祭坛附近分布有较大型墓葬，墓葬并未在祭坛附近直线分布，而是有意拐折避让，应与墓地祭祀相关。这种夯土祭坛遗迹在郑州地区仰韶文化遗址中极少发现，为中原祭祀文化和礼仪制度探索增加了新的资料。
第四，宗教与仪制：“北斗九星”与彩陶星座图案。中心居址区大型房址F12前面发现9个陶罐摆放的疑似“北斗九星”的遗迹。房址中心发现一具头朝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位置在“北斗九星”上端。这种星象遗迹可与双槐树、大河村彩陶图案中的太阳纹、月亮纹、星座纹、彗星纹等相互呼应，是双槐树先民观察和利用天文知识的体现，而这些图案的具体形制可能代表日、月、年等时间概念，充分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注意到天文现象的变化与农业生产活动的关系。
除此之外，双槐树遗址还发现大量彩陶、石器、骨器以及碳化的农作物种子等，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件处于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同青台、汪沟等聚落发现的丝绸实物相互呼应，充分证明了5300多年前的郑州地区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综上所述，双槐树遗址是一处经过精心规划和布局的聚落，各功能区结构清晰、主次分明，反映出强烈的组织协调性。中心居址、大型夯土院落式基址、夯土祭坛和墓地大致分布于同一直线，反映出双槐树聚落已经初具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基于此，北京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认为：“双槐树遗址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尤其是其社会发展模式和承载的思想观念，给我们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北斗九星及诸多凸显礼制和文明遗迹的特点，也为后世夏、商、周等王朝文明所承袭和发扬，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主根脉有望追溯于此。”
“河图洛书”：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
双槐树遗址除揭露出各类大型遗迹外，还出土了丰富的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从中可以窥探其文化面貌与内涵。
第一，文化分期：各时期陶器的特征。发掘者将双槐树遗址出土陶器分为五期：第一、二期分别为裴李岗文化和庙底沟文化时期，第三至五期为大河村文化时期。根据目前发表的两篇关于双槐树和滩小关区域简报，结合巩义瓦窑嘴和郑州大河村等遗址的发掘资料，可大致归纳出该聚落各时期陶器的特点。
第一期遗存主要以双槐树遗址和瓦窑嘴遗址为代表，陶器以夹砂红陶和泥质黑陶为主，纹饰有细绳纹和少量的刻划纹、戳刺纹等。器形典型有盆形鼎、束颈鼓腹罐、折肩壶、圆腹壶、三足钵等。
第二期遗存以双槐树遗址和1992年发掘的遗存（滩小关区域）为代表，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夹砂红陶、泥质灰陶和泥质黑陶次之，普遍采用慢轮制作技术。陶器烧造火候高，质地坚硬，器型规整，器表打磨光滑。彩陶发达，彩绘颜料常见黑彩、红彩和白彩，兼用黑、红两色。彩绘主要施于腹壁或口沿上。彩陶图案有条带纹、涡纹、弧形三角纹、垂弧纹、圆点纹、网格纹等。器类丰富，主要有小口瓮、深腹罐、曲腹碗、敛口曲腹钵、小口尖底瓶、鼓腹罐、镂空器座等。
第三期，陶器以泥质陶最多，夹砂陶次之。陶色以红陶或褐陶为主，灰陶次之，黑陶偶见。制法以手轮兼制和轮制为主，陶胎厚薄均匀。器表以素面为主，纹饰有弦纹、附加堆纹、划纹、镂空、线纹和少量绳纹。器型繁多。鼎类器有罐形鼎、盆形鼎和釜形鼎，罐类器有深腹罐、折腹罐、直腹罐、带流罐等，盆类器有鼓腹盆、折腹盆、斜腹平底盆等。其他有圆肩鼓腹瓮、直壁小平底缸、折腹镂空豆、敛口斜弧壁钵、小口圈足壶、双连壶、圈足碗、敛圈足杯、大口尖底瓶、小口束腰尖底瓶、束腰器座等。该时期是双槐树遗址文化最发达的时期。
第四期，陶器以泥质和夹砂灰陶为主。纹饰仍以弦纹、附加堆纹为主，但比例减少，绳纹、篮纹明显增加。彩陶逐渐减少，鼎类器以罐形鼎、盆形鼎为主，鼎足增加较多三棱足、方形足等，另见少量敛口鼎，外壁饰篮纹+附加堆纹。罐类器流行饰绳纹、篮纹、附加堆纹的折沿深腹罐。其他器型有圈足豆、觚形杯、尊形杯、折腹杯、筒腹杯等。
第五期，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纹饰以绳纹、篮纹为主，附加堆纹亦较常见。彩陶几乎不见。器型有罐形鼎、深腹罐、高领长颈鼓腹壶、圈足碗形豆、筒腹杯、尊形杯、觚形杯等。
第二，四方汇聚：外来文化因素分析。目前的发掘资料显示，大河村文化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它是在本地庙底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而来的。
双槐树以及大河村等遗址的地层堆积上的叠压或打破关系，反映出该区域大河村文化与庙底沟文化连接紧密。例如，典型陶器小口尖底瓶、罐、瓮、盆、钵、碗等是庙底沟文化的经典器类，皆被大河村文化直接沿用或加以改造。双槐树、大河村遗址出土的小口尖底瓶、大口尖底缸、鼓肩罐、敛口瓮、彩陶鼓肩钵、弧腹钵、彩陶罐、卷沿曲腹盆等与庙底沟文化同类器近同。庙底沟文化彩陶流行白彩，图案中的弧线纹、弧边三角纹、圆点纹、蛙纹、花瓣纹、睫毛纹、月牙纹等均被大河村文化继承。但大河村文化在彩陶方面也进行了革新，创造了“∽X”纹、太阳纹、日晕纹、木骨纹、禾苗纹等图案。
双槐树、大河村等遗址的发现还表明，大河村文化吸收了许多外来文化因素。例如，盆形鼎、折腹鼎、罐形鼎、瓮形鼎、圈足豆、小口圆腹壶、圈足杯等是从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传入的，折腹鼎、镂孔双腹豆、高柄杯、喇叭形杯等则吸收了屈家岭文化的因素。这些陶器因素的出现是大河村文化对周边先进文化因素的积极吸纳与融合的有力证明，同时也是双槐树作为都邑文化中心，对周边文化的吸引和汇聚的必然结果。
第三，观象授时：考古发现的星座图案。双槐树聚落出土了大量彩陶，图案丰富，色彩绚丽，标志着中原彩陶文化达到新的高峰。彩陶以白衣为底着彩，主体图案以黑彩和红彩或棕彩勾勒，显得格外清新醒目，蕴含了爽朗动人的风采。图案母题中的太阳纹、月亮纹、六角星纹等最具特色。如彩陶罐H330：1，泥质红陶。直口，鼓腹，平底，腹部绘出六角星纹。壶残片标本T5⑤∶73，泥质红陶，器表黑彩绘弧线纹和太阳纹。
《易·系辞上》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中心居址区大型房址F12前面发现9个陶罐摆放有似“北斗九星”的遗迹。这种星象遗迹与六角星形图案相互呼应，是先民观察和利用天文知识的体现，同时也为“河出图，洛出书”找到了注脚。
河洛古国：华夏文明的转折与肇端
双槐树遗址的发掘者指出这一遗址有诸多“中国之最”，如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中国最早的“宫殿”，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的夯土祭坛，“北斗九星”遗迹，等等。这些发现无疑都标识着这个时期（仰韶中晚期）的社会变革与转折。
第一，聚落到都邑：打破向心式聚落布局观念。裴李岗—仰韶文化早期，中原地区流行布局紧凑的凝聚向心式结构的中小型聚落，氏族是最基本的经济单元，主导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仰韶中期出现了面积达数十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先前以大房子为核心的凝聚向心式布局逐步瓦解。仰韶晚期，聚落规模等级化格外明显，聚落内部不再强调氏族这一组织，社会经济单元逐步向小型化分解，氏族地位遭到削弱，家族或家庭的作用逐步凸显。大河村文化的聚落形态深刻反映了这种变化。
双槐树、大河村、汪沟等遗址的居址的发掘资料显示，仰韶三、四、五期的房屋布局均较分散，分布于多个区域，各区房屋大致成排，但并不紧凑，反而极为松散。墓地的发掘资料显示，各期墓地大致与附近的居址对应，墓区内的墓葬聚集在一起，尽管有些杂乱，表明氏族或大家族仍在行使着管理和约束社会成员的职能。但从方向不一的墓向来看，这种管理和约束似乎并不强烈。总的来说，大河村聚落已不再遵循凝聚向心式结构的布局，而是倾向于相对独立的分散式布局。
值得注意的是，西山聚落遗址发现一处面积超过100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汪沟聚落遗址发现至少两处面积超过200平方米的大型房屋。同样规模的房屋在大河村聚落遗址也有发现，如面积约122.2平方米的F15。根据F15室内结构推测，这类大型房屋可能为举行某种大型活动的公共场所，类似仰韶中期的大房子。双槐树聚落遗址中心居址和一号院落内面积超过100平方米的大型房屋的数量更为可观，但由于该聚落承担着跨聚落群甚至聚落群团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这类房屋的性质和功能显然是复杂且多样化的。
第二，规划与规模：文明化进程加快，古国初现。大型环壕聚落和城址的出现，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不断发展与升级的结果。城墙、壕沟的修筑工程量庞大，需要协调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远非一两个聚落就能承担，应是在一定社会组织能力协调和运营的基础上完成的。
双槐树聚落利用壕沟内大量的土方，建起了威严的夯土台基。西山聚落利用壕沟的土方筑起高耸的城墙。从双槐树聚落遗址“宫殿区”和西山聚落遗址城墙夯土分段、分块、逐层夯打等先进成熟的技术以及西山聚落遗址平面形状为圆角方形的设计，可以窥见它是在仰韶文化圆形环壕聚落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需指出的是，聚落间的资源域存在着大面积的交错，这就需要聚落间的再分工，从而加快了该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双槐树聚落遗址规格极高的大型房屋、夯土建筑群、版筑高台建筑和祭祀相关的奠基瓮棺葬、祭坛、人祭坑、兽祭坑等的发现，无不表明双槐树聚落阶层分化和礼制概念的产生。这是周边同时期聚落所不具备的，表明双槐树聚落的社会已经高度复杂化。聚落内部和聚落之间表现出的社会分层和等级分化极为显著，尤其是郑州地区，环壕或城址聚落大规模出现，拱卫在双槐树聚落附近，从而形成以双槐树聚落为核心，多个中心/次中心和中小型聚落构成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这样的社会形态正如李伯谦所言已经可以称为古国了。
该古国的建立是否与黄帝部落有关，还需要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深入开展。但黄帝部落与中原的关系还有一些线索值得重视。《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作为黄帝的妻子，嫘祖被尊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养蚕缫丝者，更有“先蚕”圣母之誉。《路史·后纪五》言：“（嫘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双槐树牙雕家蚕和青台、汪沟、楚湾丝织品的发现印证了黄帝之妻嫘祖养蚕缫丝的记载。以之为线索，或可勾勒出轩辕氏在中原地区的文明发展轨迹。距今5500—5000年间，黄帝部落定都于新郑一带，以中原为腹地大力发展社会生产，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周边其他部落。作为部落首领，黄帝文韬武略，嫘祖聪颖贤惠，他们带领华夏民族不断前进，推动了早期文明的快速发展。
双槐树这一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是迄今为止黄河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发现的规格最高、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这一阶段，在河图洛书的居中之地，聚落转为都邑，祭祀渐成礼轨。河洛地区成为当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明中心，孕育了华夏文明，见证了文化蝶变。从古文化到古城再到古国，中华文明的脉络逐渐清晰，河洛古国的一系列考古成果，为探讨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原模式”提供了可能。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