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内涵，不仅吸引了一代代中国学者为之“继往圣，开来学”，也吸引了大批海外学者从事相关研究。针对海外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在跨文化背景下研究中国哲学时容易出现的问题，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亚洲研究系教授、欧洲中国哲学学会首任主席罗亚娜（Jana S. Rosker）近期在德国施普林格出版公司旗下期刊《道：比较哲学杂志》六月刊上发表题为《中国与世界哲学：后比较的跨文化途径与扬弃方法》的文章，提议打破西方认识论的桎梏，运用“扬弃方法”更好地研究中国哲学。为深入了解作者研究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和创新点，本报记者采访了罗亚娜。

　　打破欧洲中心主义桎梏

　　罗亚娜认为，在哲学领域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中，欧美学者在面对东方哲学传统时，通常会将其嵌入自己所属文化的认知框架中。因此，他们对其他思想传统的理解往往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并与自己所属文化的社会历史发展造就的知识遗产紧密相连，但却忽视了不同文化模式下哲学语言和思想的差异。由于跨文化研究的解释主体和解释对象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上述问题存在于各种类型的跨文化研究中。在跨文化研究领域，除非研究者们深入阐释解释对象的文化特征，否则研究中的思想史和文化话语都难免具有民族中心主义色彩。在民族中心主义者看来，自己民族的历史代表着文明与成就，其他民族的历史则是与标准相悖的他者。在这个意义上，欧洲中心主义作为一种制度话语，是民族中心主义众多形态中的一种。

　　同时，欧洲中心主义也是一种权力话语，自殖民时期以来，它比其他很多民族中心主义的形态更具影响力。近几十年来，尽管全球地缘政治力量版图出现了重大变化，但欧洲中心主义依然在跨文化话语中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果欧美学者想更好地理解非西方哲学理论，就要消除上述观念，以非西方哲学自身的方法论展开研究。

　　罗亚娜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欧美认识论仅仅是人类感知和理解外部现实众多模式中的一种。从事比较哲学研究的学者必须考虑不同思想史和哲学传统产物间可能出现的不可通约性。同时，她的研究也以这样一个假设为基础：不同传统文化的哲学话语是不同文化范式的产物，或是不同语言和文化环境所衍生的理论框架。在中国哲学领域开展工作的西方研究者，常常缺乏对他们所应用的分析和解释流程的反思。这些流程通常是特定历史发展进程和某些具有象征性的社会秩序及结构的产物。很多时候，这种方法和手段本身是有误导性、有风险的。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或观念语境中形成的概念、观点、范畴和思想，很难简单地转移到结构不同的其他语境中。例如，“中庸”在西方语言中经常被译为“中间主义”，即选择中间地带以便在两个对立的选项之间达成一种静态的妥协。但“中庸”一词的含义并非如此，它所指的并非一个形式化的、保持静态不变的“中间”，而是一种每时每刻都有所不同的平衡状态。此外，由于在西方哲学中没有完全对等的词汇，许多其他中国哲学术语也存在被误解的现象。

　　罗亚娜告诉记者，早在1980年她首次来到中国学习时，就曾留意到由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但这种误解的产生不是必然的，西方研究者可以努力克服这种片面的倾向。

　　运用新方法研究中国哲学

　　罗亚娜提到，在西方研究者的跨文化研究中，通用的是西方的方法论，但它的价值体系使得建立在其他思想传统和方法论范式框架中的哲学话语处于不利地位。在罗亚娜看来，研究者在选择基本研究范式时，之所以西方的方法论持续占据主导地位，与现代化是从欧洲“输出”到世界其他区域有关。这一过程也出现在知识的“现代化”中，并造成了双方关系的不对称。其中，欧洲人对亚洲较为漠视，而亚洲人却对欧洲兴趣浓厚。欧洲人未充分了解非西方来源的知识，这对欧洲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教育机构产生了不良影响。这种情形扭曲了亚洲的传统伦理，不仅伤害了亚洲社会，也对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不利。当下，经济和技术的发展重心都正在向亚洲转移。如果欧洲对中国采取无知、淡漠的态度，将很有可能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并不了解其深层基础的世界体系中。

　　为应对上述问题，罗亚娜建议采用“扬弃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她表示，“扬弃”在哲学意义上有产生、摒弃、发扬三重含义，而这三个含义对创造新事物都至关重要。同时，与“综合”这一概念相比，“扬弃”指向的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阶段。她相信，较之于查克拉巴蒂和韦伯提出的“融合哲学”，“扬弃哲学”能更准确地表述跨文化哲学思维的新形式。作为后比较哲学的一种理论方法，“扬弃方法”是动态的，属于过程哲学的范畴，它不是对比较哲学的否定，而是应该被广泛运用于比较哲学的建设性对话中。“扬弃”并不是直接取消比较，而是在创造新的认识时不局限于界定区别，重在揭示通过对比得到的相似之处。“扬弃方法”会考虑到各自的参照系，阐述各自的理论或思想体系，提供可以重新认识这些理论或思想体系的新视角。

　　在罗亚娜看来，“扬弃哲学”具有动态的关系结构、广泛的话语语境，因而能够为我们开辟和发展新的推理方式提供广泛基础。罗亚娜对“扬弃方法”的主张灵感来源于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特征，即关系话语和过程话语。她认为，“扬弃哲学”的开放性非常适用于对比在不同内容的基础上形成的新思想。不过，“扬弃方法”的主要特征是它具有调和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能力。因此，除中国哲学外，不论某种哲学思维方式是在哪里产生或由谁提出的，都可以与其他哲学思维方式进行动态的对比和联系，从而促进新思想的构建。不同哲学思想之间的多样性，不应被理论、方法、学说的严格一致性所规约，而应成为一种富有成效的工具，使我们不断认识到人类思想一直存在的丰富性。

　　罗亚娜在采访中表示，跨文化哲学的“扬弃方法”考虑了各种哲学的参照框架和不同的方法论，而不局限于西方的方法论范式。这使得“扬弃方法”有潜力让中国哲学更好地在跨文化研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她认为，“扬弃方法”所注重的全球视野对当今时代各个科学和学术门类的发展都有价值，对人文学科来说尤其如此。当前，我们亟须找寻新方法，促进跨文化的知识和思想交流。与时俱进的学术研究有助于破解全人类面临的共同危机，这样的学术研究会将不同文化下的平等和正义问题纳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