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炼成先生 本报记者 陆航/摄

　　学人小传

　　何炼成（1928—2022），湖南浏阳人，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1951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系，致力于《资本论》、劳动价值论、中国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思想史和西部经济研究，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60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87年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和优秀教师，1990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被陕西省委、省政府授予“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2008年被陕西省政府授予“教学名师”称号，入选“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著有《价值学说史》《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生产劳动理论与实践》《中国发展经济学》《西部大开发：战略、政策、论证》等论著60部和480多篇论文。荣获首届、第十三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首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中国图书奖3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奖3项，陕西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和陕西省优秀教学成果奖特等奖等重要奖项。何炼成先后讲授经济学专业课7门，授业弟子近万人，其中博士300多人、硕士1500多人，培养了一大批全国知名的中青年经济学家，为创立中国发展经济学的西北学派作出了重要贡献。

　　2002年，西北大学迎来百年校庆，学术薪火，弦歌不辍。正如西大人第一次唱响的校歌，“汉唐胜地，西北上庠，风雨设帐历沧桑……与终南巍巍，共河汉泱泱。蜚英腾茂，山高水长！”如今，新时代的西北大学踔厉奋发，踵事增华，同祖国人民一起昂首阔步行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即将迎来120周年华诞。在中国经济学界，有个独特的“西北大学现象”引人注目：魏杰、刘世锦、张维迎、宋则、王忠民、邹东涛、张军扩、石磊、朱玲、栗树和、左中海、韦苇等多位知名经济学者，从这里走向全国。他们有一个共同身份——何炼成教授的学生。何炼成领导的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被称为“青年经济学家的摇篮”。何炼成则常用“鸡窝”这个词来自我打趣，称学生们是“鸡窝里飞出金凤凰”。

　　2022年6月18日凌晨3时，何炼成先生溘然长逝。

　　当日早上听闻噩耗，我不敢相信。此前几天，我在西北大学南区的校园里，还看到何炼成先生坐着轮椅，面色红润、精神矍铄。我快步走向前，向他问好，何炼成先生微笑着朝我微微招手。陪伴何炼成先生的亲属告诉我，何先生自患上阿尔茨海默症，常常想不起来同他打招呼的人是谁，但总是清醒地盼望着今年10月15日，西北大学120周年华诞之时，可以与自己的学生相聚……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何炼成先生的专访，断断续续进行了10年，总共15次。10年前，我第一次走进何炼成先生位于西大新村一间简陋的居所采访时，曾经问过他：“一个经济学家带动西北大学为国家培养这么多经济学家的秘诀是什么？”

　　“我可不是什么经济学家！我就是个教书匠，同园丁没有什么区别。我的运气好，有幸碰到了一些好苗子。学生成才，是他们自己勤奋努力的结果！西北大学算是个孵化器或者苗圃！”我的问题还没有说完，就被他的这段话打断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何炼成扎根西北，心系国家前途与命运，为西北大学经济学的传承与发展倾尽心血。

　　教学育才

　　1950年6月12日，经武汉大学法学院党总支书记毛剑光和组织委员张敏介绍，何炼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武汉解放后武汉大学党委发展的第一批党员。

　　1947年7月，何炼成考入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系，9月开学的第一节课，就是张培刚讲授《经济学原理》。30年后，西北大学经济学专业恢复招生，开设了西方经济学课程，何炼成聘请张培刚教授到西北大学讲授西方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我还请了刘涤源师来西北大学讲授凯恩斯经济理论，谭崇台师讲授西方发展经济学。”

　　当年，在武汉大学给何炼成授课的老师还有杨端六、刘秉麟等。武汉解放后，何炼成参加了中南局举办的“华中团校”，接受革命理论和人生观教育，聆听过不少时任中南局领导的政治报告。

　　1951年7月，国家教育部门决定对本届毕业生实行全国统一分配工作。8月初，何炼成到西北大学财经学院任教。从此，何炼成再未离开过西北大学的讲台。

　　“我当年来到西北大学的时候，是校长办公室秘书高扬同志热情接待的。他带我见了侯外庐校长。侯校长热情地询问了我在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的情况，鼓励我扎根西北，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贡献。后来，我去了西北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组报到。”

　　年近九旬的老人，有如此精准的记忆力，着实令人佩服。

　　1951级经济系的学生9月入校后，何炼成担任班主任。他记得最早认识的两位学生的名字。“佘国英和钟述芳是从汉中来的。迎新晚会后，我走访学生宿舍，见到了我的首届学生。”

　　当年的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组主任李述礼教授，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著名纪实报道作品《红星照耀中国》的早期翻译者；经济系主任邢润雨教授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曾受教于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还有任教的刘不同教授、甄瑞麟教授、宋寿昌教授、钱祝钧教授、冯大麟教授，以及统计系主任王含英、会计系主任刘泽膏、金融系主任刘大鸿、工经系主任段文燕，强大的学者阵营使得何炼成这一批年轻教师迅速成长起来，相继走上了教学第一线。

　　1979级入学、1982年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宋则，后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原流通产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据他回忆，第一次见到何炼成老师也是在新生欢迎会上。何老师身材不高，穿一身整齐的黑色中山装，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用浓重湖南乡音的普通话笑容可掬地向同学们问候。在与何老师紧紧握手的瞬间，宋则清楚地发现，老师的中山装右手袖口拉着半寸长的毛边。“第一次握手，他袖口的毛边让我肃然起敬。”

　　三十多年过去了，许多事情已经淡忘，包括参加迎新晚会的场景也记忆模糊了，唯独这第一次握手时的“发现”，让宋则记忆犹新。他推测，袖口的毛边是何老师常年伏案写作逐渐磨出来的。

　　对这个细节“琐事”，我在一次采访时作了求证，何先生笑着说，自己确实有一件穿了三十多年的旧毛衣，但是从来没有留意过毛边会露出袖口。

　　何炼成为经济学专业学生主讲的“资本论与当代市场经济”课程，是三十多年来西北大学在全国独树一帜的特色课。

　　“何老师从商品的二重性开始，讲到麻布上衣的交换，讲到劳动力市场上表面平等下掩盖的事实不平等，讲到两大部类的交换和再生产，一步一步把我们引入经济学的大门，使我们对这个原先相距甚远的世界由陌生到熟悉，再到产生兴趣，以至有些同学后来将其作为终身职业。他不仅讲概念，讲概念之间的联系和基本原理，同时更多地注重强调观察问题和研究问题的方法，比如马克思所使用的从抽象到具体，再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等。较之于概念和原理，方法论如渔民手中的渔叉，它引导学生自己学会捕获。对理论基本功的重视和训练，就是这时开始的。”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刘世锦在文章中如此回忆。

　　2017年4月22日，“马克思《资本论》出版150年研讨会暨何炼成教授从事《资本论》教学与研究70周年座谈会”在西北大学召开。西北大学党委书记王亚杰深情地说，何炼成先生开展教学与研究工作70年，用自己独特的视角、独特的观点来研究《资本论》，深刻地参与和推动了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开放和民族复兴。作为何炼成先生学术人品的敬仰追随者，我们要高举这面旗帜，传承好这种学术风格，履行好我们肩上承担的责任和使命，永远心怀国家，心怀人民，心怀学生，共同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人民，做真正的学问。

　　任何发展都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资本论》是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山之作，更是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修课。只有学好《资本论》，才能够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才谈得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西北大学校长郭立宏说，1977年何先生带领七八位教授恢复重建经济学专业，到1985年扩建经济管理学院，再创中国西部经济学派、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建立经济学博士点和博士后科研人员流动站，再到目前经济学科发展为有150余名教师、近4000名学生，理论经济学位列全国前十。何炼成先生呕心沥血，功不可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奠基性作用，先生的这种坚守和崇高品质，是对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最好呈现。

　　何炼成在会上说，高校教师一定要坚持一手抓教学，一手抓科研。希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学者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致力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新的努力。

　　“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必须深刻认识基本国情和历史方位，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何炼成说，实践是认识之源，是理论之源，我们应当在马克思经济学的指导下建设自己的经济学，选择自己的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理论解释上还做得远远不够，没有从理论上说清楚是什么在真正推动中国发展，学术理论界要继续深入研究，只有进行理论创新和学术创造，自己明白了道理，这样世界才会了解和承认“中国模式”。历史前进的逻辑表明，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获张培刚奖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也涌现出一大批对发展问题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何炼成就是我国生产劳动理论大讨论的引发者和“新中派”代表。他在劳动价值论、中国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西部学派”的代表。

　　2009年2月8日，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典礼暨中国经济发展论坛在北京召开。何炼成在发表演讲时提出，我们现在要继承和发展张培刚教授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发展经济学对中国工业化，特别是要实现农业的工业化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工业化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张培刚教授在农业工业化里头所讲的基本原理，对现在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何炼成也是首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获奖者。当时的颁奖词是这样介绍的：何炼成主编的获奖著作《中国发展经济学》，吸收了张培刚教授的“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将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运用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八大关系”，致力于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探索与构建，丰富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首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的获奖者，还有林毅夫、史晋川。继荣获该奖项后，何炼成开始深入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和理论上的中国特色：怎样实现中国特色的生产，怎样实现中国特色的工业化、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

　　颁奖当天下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经济编辑室原主任许建康在会议上作《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现实的几点启示》的演讲时说，今天得奖的刘遵义、蔡昉的两篇论文都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发的，这两篇文章的主题都同张培刚的相关研究有关系。张培刚研究的是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进一步说，就是在产业革命发生以后这些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这跟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工业化的时候面临的世界经济的格局完全不一样。

　　“1943年，张培刚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毕业论文就是《农业与工业化》。”何炼成满怀崇敬地说，“在那个年代就能提出农业工业化这样的观点是相当有预见性的，也是相当超前的。”张培刚教授有关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对何炼成日后的研究和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培刚是老一代经济学家中世界一流的学者。他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不仅是当年度（1946—1947年度）最佳论文（获大卫·威尔士奖），同时被认为开启了发展经济学的脉络，无数后进者都从中获得学术滋养。其中就包括诺奖得主刘易斯、库兹涅茨和舒尔茨。

　　学问之事，实非简单学问之事。何炼成说，自己一生都在追随老师张培刚的研究。

　　获孙冶方奖

　　2009年11月21日，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三届颁奖大会在山东省日照市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张卓元在颁奖典礼上如是介绍：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是为纪念我国卓越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对经济科学的重大贡献，表彰和奖励对经济科学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推动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和发展而设立的。

　　检视文献可以发现，1983年，薛暮桥、于光远、许涤新等55位知名学者成立“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委员会”，1995年经中国人民银行及民政部批准注册登记改称“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在此之后，开始评选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每两年评选一届。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奖成果，反映了中国经济科学发展前沿的最新成果，代表了中国经济学研究各领域的最高水平，也是最受关注的经济学奖项。

　　在颁奖典礼上，何炼成教授作为获奖者代表发言。他以《我学习〈资本论〉的过程》为题，分六个阶段回顾和总结了自己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全过程。

　　何炼成强调，孙冶方的价值理论对自己的获奖著作《价值学说史》具有深刻的启发和影响。他倡议，学术界应深化对马克思价值理论体系的研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何炼成这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已经是二度获奖。

　　“其实，早在1984年，何炼成就获得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他的获奖文章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特殊含义》《社会主义社会国民收入的若干理论问题》；2008年度（第十三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奖著作是《价值学说史》。”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师博说。

　　在西北大学长期担任讲师的何炼成，1980年被评为副教授，1982年晋升为教授。至1984年荣获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短时间的学术研究跃升，源于何炼成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如何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性质成了摆在经济理论界面前的重大问题。何炼成教授以特有的观察力、分析力，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上，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以全新的思维，严谨而富有说服力的著述，勾画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诸多理论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问题，始终是何炼成的学术研究重点。2001年，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成立，其前身是成立于1986年的西北大学经济研究所，何炼成是首任所长。他的学生魏杰、张曙光、刘世锦、邹东涛等都先后担任过所长或兼职研究员。

　　“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何炼成先生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的经济实践相结合，突出理论研究的现实性，融理论分析于实践之中，把他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独到见解，贯穿于对我国商品经济分析之中。”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西安财经大学副校长任保平说。

　　中华民族能够生生不息、发展壮大，历经坎坷而不气馁，靠的是革故鼎新、求变图强的创新精神。将发展经济学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相结合，以阐释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规律为指向，这是何炼成对发展经济学的本土化创新。

　　桃李芬芳

　　盛名在外的何炼成先生，其实是一位性格随和、慈眉善目的谦厚长者。他的居所并不宽敞，书架和资料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在何炼成先生生病住院之前，我们每次的采访经常是刚在客厅落座，对话就进入正题，没有多余的客套。

　　何炼成先生日常很重要的工作，依然是教学、批阅研究生的论文、著书。他每天浏览学界动态，每个月发表一篇文章，每年出一本书，经常外出参加研讨会。73岁时，他根据身体状况判断自己活到84岁不成问题，因此做了未来十年的规划。他在西北大学先后讲授过7门课程，授业学生过万人。

　　“那里条件艰苦，除了读书也没有什么活动，单纯的生活反而有助于学习。”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磊教授回忆在西北大学读研的求学时光，很有感触。

　　1977年，中断了10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西北大学财经学院当年留下来的“八大金刚”（六位讲师和两位助教），商议恢复已经停办的经济系，得到了时任西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郭琦的全力支持。

　　“由于我们申请和批准较晚，原招生简章上并没有西北大学经济系的招生计划，因此就没有考生报名。”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当时，由于“左”的思潮还没有肃清，不少成绩优异的考生因为家庭成分问题而被一些高等院校拒绝录取。招生工作结束后，中央领导发现了这一问题，又立即下发了扩大招生的文件，主要从大龄和原来政审有问题的高分考生里扩招。

　　经过招生主管部门同意，何炼成可以在报考文科的落榜考生中挑选。于是，何炼成带着朱玉槐、常兆忠，坐在陕西省招生办的水泥地上，从一大批报考文、史、政、法专业的落选考生档案中，沙里淘金般地挑出了50名考生。

　　“西北大学经济系77级、78级，老三届的学生占到一半以上，应届生只有十几个。虽然同学们年龄参差，可当年的西北大学名师荟萃，何老师请来了张培刚、刘涤源、谭崇台、宋涛、许毅、刘诗白、茅于轼、卫兴华、厉以宁、熊映吾、尹世杰等著名经济学家为我们授课或讲座。”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丁文锋说。

　　经过高考，西北大学经济系两级共招生了100人，但当时的西北大学经济系却没有一位教授，也没有能讲授《西方经济学》的教师。因为西北大学财经学院（内含经济学系）在20世纪60年代全国院系调整时分离出去，成立陕西财经学院。西北大学只留下8位政治经济学教师，并入马列主义教研室，从事思想政治课教学。

　　于是，何炼成回到武汉大学，聘请了许多自己当年的老师来西北大学为学生授课。

　　在学生眼里，何炼成走路很快，一阵风一样地卷进教室。上课时也不像其他老师，何老师完全不看讲义，讲授《资本论》的章节信手拈来，而且都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何炼成告诉学生，“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师、只唯实”。他总是鼓励学生和老师相互辩论。

　　1979年何炼成招收首届硕士研究生时，就破格录取了当时还在读大二的魏杰。“魏杰是我的第一个本科生、硕士生，他基础扎实，对《资本论》比我还熟悉，哪一页、哪一节、哪一段讲什么他都知道。确实是个不错的娃！”说到此，何炼成先生扬起脸，洋溢着自豪之情，自己倒显得像一个孩童。

　　1979年，西北大学经济系招收了魏杰、宋则等5名硕士研究生。由于当时西北大学经济系未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1982年毕业时请河南大学周守正教授来主持答辩，4位研究生获得的是河南大学授予的硕士学位。

　　随着政治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国内很多高校也相继开设了经济学专业。如何搞好学科建设，成了何炼成面临的主要问题。他要求经济系师生重视科研实践和田野调查。

　　在何炼成的指导下，1982年正在读大二的丁文锋利用暑假时间，与三位同学一起到他的家乡陕西杨凌农村搞调查研究，写出了《关于农村体制问题》的调查报告，大胆提出应当在农村推行包产到户的政策。

　　“成为何教授的弟子，这是我一生从事经济学研究的起点，也是我人生的起点。我后来之所以能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取得一些成绩，完全是因为我一开始就成为何教授的弟子。如果当时没有考取何教授的研究生，没有何教授后来的辛勤栽培，恐怕不会有我的今天。”离开西安多年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姚聪莉说，当年何先生上课时操着一口湖南普通话中“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资本论的基石”，她一直没有完全听明白，所以导致《资本论》考试成绩刚刚及格，大约73分。有一次她就问先生：“我的成绩好低哟？！”何先生说：“我要逼着你读原著。”“先生真是用心良苦啊！”回忆起自己的导师，姚聪莉的眼里噙满泪水。

　　1985年，随着经济系、管理系、旅游系的成立，经济系硕士学位授予权获批，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也获正式批准挂牌，快速成长为全国著名的经济管理学院之一。现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是全校规模最大的学院，也是全国经济学基地和人文社科研究基地。

　　“作为导师总是希望把优秀毕业生留在自己身边，让学院越办越好，优秀学生离开西大曾经一度让我很伤感。”何炼成说。后来，他发现，出去的学生成长成才很快，在不同岗位为国家建设作出了贡献，不但没有忘记母校，而且对导师的感情有增无减。由此，他下决心继续让更多的学生踩在自己肩上，攀登经济学高峰。

　　何炼成的学生们都说，何先生是一个“明白人”。刘世锦自己切身体会，把优秀学生送出去是一件痛苦的抉择，但何老师总能看得更远一些，真正把为国家为社会培养、输送人才视为己任。

　　何炼成对自己招收的博士如数家珍。“经济学专业1990年开始招博士，第一届博士是贾明德和左中海，第二届是许崇正、张醒洲、赵守国，第三届是杨宇立、范王榜、王新新、张兴茂，第四届是韦苇、丁文锋……”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韦苇难以忘怀何老师对他的教导。在《前面有一盏指路的灯》一文中，韦苇说：“何先生是我学业的启蒙者，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我的导师何炼成先生，他的胸怀像博大的海，我只能采海中的一朵浪花；他的思想像一部精神的书，我就像是一个小学生，踮着脚尖，仅掀开了书的一角。”

　　“说到西大，首先想到的是我们深为敬重的何炼成老师，想起夜深人静时何老师窗前的灯光。”“作为学生，不论我们在哪里，做什么工作，都牢牢记着我们学业上的根是在西大，记着把我们引进经济学大门，在人品和作品上使我们时时受益的何炼成老师。” 刘世锦在《想起何老师窗前的灯光》一文中这样写道。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对于何炼成的学生来说，无论有多高的成就，何炼成都是这一切的起点。七十多年来，一批批有着创新精神的经济学家从西北大地的摇篮里不断涌现，推动这摇篮的正是何炼成的辛勤之手。

　　人生的意义在于向着自己的目标不断跋涉，人生的境界也在这种过程中得到升华。何炼成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在经济学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生产劳动论方面，他为国家采用三次产业划分和建立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劳动价值论方面，他提出了价值决定的新观点，对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获得了我国经济学界广泛认可；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方面，他强调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受邀参加党的十四大文献讨论，为20世纪90年代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方面，他在1987年全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首次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对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作了深入思考；在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方面，他首次整理和研究中国古近代思想家关于价格和价值论的问题，撰写了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价值学说发展史的专著《价值学说史》；在中国发展经济学方面，他聚焦研究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引起了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西部经济发展方面，他系统总结了多年的研究成果，针对西部大开发战略，向国务院和陕西省人民政府提出8条建议且均被采纳。

　　95岁高龄的何炼成先生用一生的专注和热情，托起了一颗颗经济学的新星。如今，这位经济学界的巨擘，没有等到西北大学120周年校庆时与自己的弟子团聚，带着遗憾，离开了我们。

　　师恩浩荡，教泽流芳；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