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对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始于民国初年，但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学界重视。近年来，随着史学研究的多元化以及研究的重点从实证转向阐释，以往不受重视的各类史料日益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由此，将石刻、陶塑、壁画、雕砖、铜玉、织绣、漆器、木器、绘画等历史实物、图像以及文化史迹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结合传统文献综合考察历史的形象史学也随之兴起。古代舆图作为一种“图像”，自然也是形象史学的研究对象。那么，在形象史学的视野下，古代舆图的史料价值在哪里？如何拓展我们对历史的认知？
“看图说话”：迈向形象史学的第一步
长期以来，不少研究者将古代舆图视为中国古代科技水平和地理知识的直接反映，因此研究内容多局限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层面，主要讨论古代地图的绘制技术、准确性以及绘制年代等问题。这种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我们对中国古代地图的认知。
古代和现代地图都是人们认识地理空间后用图形方式进行的再现，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认知”和“再现”中蕴含有大量“主观性”的内容。这些“主观性”的内容，正是地图的研究价值所在。对中国古代地图学研究而言，地图的绘制技术反而是次要的内容。因此，要将古代舆图纳入形象史学的视野，我们必须转换看待古代地图的视角，将地图视为一种具有强烈主观性的“图像”。
传统地图学迈向形象史学的第一步，就是“看图说话”，即挖掘地图图面内容所反映的古人对于地理空间的认知，结合传统的文本材料，提出一些新的历史认知。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华林甫、李诚、周磊著《德国普鲁士文化遗产图书馆藏晚清直隶山东县级舆图整理与研究》（齐鲁书社2015年版）一书就以地图为史料，讨论了义和团运动、清末华北平原地理情况等问题。
中国现存的中国舆图主要是宋代之后的，大部分是明清时期的，这一时期也是传世文献极大丰富的时期。因此，不太可能从某幅地图的图面内容中挖掘出传世文献缺乏记载的、与地理空间有关系的重大历史事件，至多只能对历史细节进行增补。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一些研究者意识到，与文本文献相比，作为图像的地图，其优势在于对地理要素及其空间分布描述的直观性。因此，将同一时代的多幅地图并置在一起，可以发现这一时代某些地理要素的基本情况或空间分布。如徐苹芳在《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城邑图”及其有关问题》（徐苹芳：《徐苹芳文集：中国城市考古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一文中，对七幅汉代城市图进行分析后提出，汉代地方城市中的官吏府舍为城市的最重要部分，外围多用垣墙包绕，形成了城内的另一个小城，即所谓“子城”。此外，将不同时代的一系列地图并置在一起，可以发现某一地理要素随着时代演变而发生的变化。笔者在《中国古代城市舆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6集，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一文中，通过分析宋元明时期的城市图，发现自宋至明地方城市中的衙署分布有着从集中到分散布局的趋势。
上述研究虽然发挥了地图的优势，但依然属于“看图说话”。如果仅仅将地图的史料价值局限于此，那么依然缺乏研究深度，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形象史学”。
最近十多年来，一些古代史研究者开始注意到了古代地图中蕴含的“主观性”，意识到了地图实际上是一种带有主观性的图像。如葛兆光看到了古代舆图蕴含的“思想”，由此将其应用于思想史的研究，他在《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版）一书中，阐述了地图中蕴含的对于异域的想象、对于世界秩序的想象。又如，管彦波的《中国古代舆图上的“天下观”与“华夷秩序”——以传世宋代舆图为考察重点》一文（《青海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提出，古之舆图是时人表述其所认知的政治空间、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的一种最直接的方法，典型就是古人在地图中表达的他们所认知的天下秩序。他们的研究虽然将地图看成了图像，但依然是从地图的图面内容出发，只是对图面内容中蕴含的主观性进行了发掘。对于形象史学而言，这依然不够充分。
“图面背后”：向形象史学的真正转型
地图是“图像”，但我们还应意识到，蕴含在“图像”中的主观性是多维度、多侧面的，图像能提供的史料也是多维度、多侧面的。要发掘作为“图像”的地图的多维度、多侧面的史料价值，我们需要深入到地图的“背后”。这样的研究才可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形象史学研究。下面，笔者以古地图研究中不太受重视的一组地图为例，探讨如何深入到“图面背后”。
在明代后期直至清代，存在一系列相互之间有着渊源关系的地图，其特点就是除了位于图幅中央的地图之外，在地图图面上以及四周有着大量记载了历史事件、异域风俗等内容的文字。这一系列地图中，目前可以见到最早的是明嘉靖三十四年福建龙溪金沙书院重刻本的《古今形胜之图》。我们可以将这一系列地图命名为“古今形胜之图”系列。
使用传统的史料学分析方法，我们可以追溯这一系列地图的资料来源。就“古今形胜之图”本身而言，应当与桂萼《广舆图叙》一书中的“大明一统图”谱系下的“舆地总图”子类存在联系。但其中一些地图还参考了明代后期来华传教士所绘的世界地图，由此将描绘的地理范围扩展到了欧亚大陆，甚至包括当时所了解的“全球”。就文本而言，“古今形胜之图”图面上的文本可以追溯至《大明一统志》，而地图周边的文字大致可以追溯至桂萼《广舆图叙》、罗洪先《广舆图》以及其他在明代中后期常见的著作。总体而言，这幅地图并不是新创造的，而是“抄袭”而成。如果仅从图面内容来看，其来源于一些流行于明代晚期的地图和文本，所以这幅地图并没有什么史料价值，至多可以用来谈谈明代的“华夷观”。但是，如果从知识史维度进行挖掘，我们能看到多侧面的问题。
首先是这一系列地图的对象和功能。以往的研究者大多认为这一系列地图属于“历史地图”或者“读史地图”。这一认知暗含的是，这一系列地图的受众应当是受过一定教育的士大夫。但是，这一系列地图中不仅存在大量史实错误，而且存在大量文字错误，以至某些部分不可读。因此，这一系列地图的受众应当是基层大众，甚至是不太识字的人。由此，可以推测这一系列地图的主要功能并不是为了提供知识或者作为参考，而是用于那些受众“彰显”知识的渊博以及具有广阔的视野。这点其实非常好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出版了大量装潢精美、奢华、开本巨大甚至是定制的地图集，但这些图集的内容很多时候是过时的。至于这些地图集的功能，现代研究者通常认为它们是用于点缀贵族图书馆以彰显他们“世界眼光”和社会地位的工具。今天的类似物就是放置在各阶层人士书柜中的“经史子集”“二十四史”等著作。
由此可以进一步引申出的问题就是：以往研究中通常认为书籍中蕴含的知识就是其针对对象掌握的知识，也是这些书籍的购买者在意以及能理解的知识，但基于上文对“古今形胜之图”系列地图的分析，可以认为这一认知是存在问题的。我们应该认识到，书籍、地图以及其他各类图像虽然是知识的载体，但它们首先是物品，且大多数是商品。因此，对于制作者、使用者和购买者而言，这些地图和书籍的功能是多样的，除了可以传递知识外，还可以用来彰显购买者的地位、用于装饰、当作收藏品等。所以，在研究中我们不能假定它们的使用者、购买者和观看者都希望理解、掌握或有能力掌握这些知识，由此更不能假定它们的制作者、购买者和观看者都在意它们承载的知识。
再切换一个知识史的侧面，这一系列地图所蕴含的知识，也流行于同时代的士大夫中，即这一系列地图蕴含的知识是士大夫和民间共享的。按照传统的分析，这一现象展现了一种从上至下的知识流动，代表了知识的普及化。虽然基层民众可能并不能完全理解这套知识，但通过这些地图和书籍的出版，他们确实有了了解、掌握这套知识的机遇和可能。不过，除了这种传统的分析之外，更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来源于士大夫“知识”的这一系列地图流行于普通民众中，却没有流行于士大夫中？
仅从知识的内容是无法回答这一问题的，因为流行于民间和士大夫中的很多知识在内容上是相近的。对此，我们需要考虑知识的“形式”。大致而言，“知识”的内容不是凭空存在的，需要通过文字、图像等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空间、逻辑等关系表达出来，这些可以被认为是知识的表达形式。不仅如此，这些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又被放置在龟甲、青铜、竹简、丝帛、石头以及纸张等载体之上，而这可以被认为是知识的承载形式。因此，知识的内容、表达形式和承载形式三者结合起来，才构成了所谓的“知识”。与本文讨论的问题存在密切联系的是知识的表达形式。知识的表达方式包括：所用的文字是正字、异体字还是俗字等；使用的是书面语言还是口语；措辞是否典雅；刊刻或者手写得是否优雅、美观；各要素在载体上的布局是否美观，是否符合阅读习惯；等等。“古今形胜之图”系列地图图面上的文字存在不少错误，文句也不太通顺，且往往非常“通俗”。这似乎说明知识的表达形式影响了知识传播的对象。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如下结论：决定了某种知识的流行群体的不仅是其内容，还有其表达形式、载体等各种因素。
多维度挖掘图像的史料价值
上述两个侧面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知：要理解“知识”，不能仅仅局限于其“内容”，还要将其载体、形式、对象、功能等考虑在内。
还可以再思考另外一个侧面。我们在这一系列地图中还可以看到明确的“华夷观”，但不同于前文提到的葛兆光和管彦波的研究，在这里我们要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即地图上的“华夷观”是一种“无意识”的知识，还是一种“有意识”的知识？大致而言，“无意识”的知识是受到时代、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被放置在知识的载体上，而“有意识”的知识则是制作者有意制造的。在研究中我们需要识别这两类知识，如对于“古今形胜之图”系列地图上的“华夷”秩序，我们不能说它们是国家或者主流意识用以塑造“华夷”秩序的工具，而只能说它们展现了当时人们对“华夷”秩序的理解，是一种“无意识”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地图的绘制者和观看者可能都意识不到的知识，因为这种知识对他们而言太熟悉不过了，如果绘图者不那么绘制，反而会被觉得奇怪。
上述只是基于知识史的维度从多侧面对这一系列地图蕴含的史料价值的挖掘。除此之外，我们在这一系列地图的“图像背后”还能看到的就是文化传播的维度。如前文所述，这一系列地图中的某些地图整合了当时传教士绘制的世界地图。不仅如此，这一系列地图传入日本之后，在日本再次结合了日本人获得的西方人绘制的其他亚洲地图。如果从这一维度进行阐释，我们似乎可以想到卜正民在《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文汇出版社2010年版）中阐释的全球化。
在这一系列地图的“图像背后”，我们还能看到的是“地理空间认知”的维度。在那个时代，西方以经纬度为基础绘制的地图开始占据主流。这些地图类似今天的地图，讲求比例尺、投影以及准确性。而这一时期中国人绘制的地图依然受到传统“华夷观”的影响，“华”占据了图面的绝大部分空间，“夷”则被放置在了地图的边角。从现代角度而言，西方的“地理空间认知”是建立在绝对坐标基础上的，而中国古代的“地理空间认知”是建立在主观构建的秩序上的，两者应当是无法相容的。但在这一系列地图中，两者被极好地混合起来，由此我们似乎看到了中国古人“地理空间认知”的“弹性”和“包容性”，甚至现代建立在绝对坐标基础上的“科学”地图似乎也没有那么“优秀”。
当然，在形象史学的视野下，这一系列地图的史料价值及其阐述的历史认知远远不止上述几个维度。这样的维度随着我们“视角”的转变将会增多。
史学多元化是形象史学确立的关键
通过上述简要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走到“图面背后”的意义，这也是传统古代舆图研究向形象史学转型的关键。那么，如何走到“图面背后”呢？在笔者看来，除了要摆脱以往看待古代地图的“科学”视角外，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看待史料方式的多元化以及史学研究视角的多元化，而这两者都来源于理论和方法的多元化。
当然，随着近年来我国史学从考订向阐释的转向，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日趋多元，但目前的问题在于，当下流行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大都是舶来品，而不是我们自己思考所得。舶来品并不可怕，但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真正理解借鉴而来的理论，以及通过借鉴，我们是否能够学会自己进行思考。虽然一些学者试图进行理论、方法层面的思考，且在国内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但与全球范围内的顶尖历史学者相比依然存在差距。目前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并不缺乏优秀的“工匠”，缺乏的是有创造力的“设计师”。
总之，史料不会自己说话，形象史料也是如此，我们看待它们的视角越多，它们能告诉我们的也越多。反言之，如果我们看待它们的视角是传统的、单一的、固化的，那么它们告诉我们的大概也只是那些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因此，包括古代舆图在内的形象史学今后的发展，并不能只是基于对史料的挖掘，而应立足于史学整体革新带来的各方面的多元化。
（作者系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