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美学自20世纪80年代孕育以来，已经成为中华美学家族中繁盛的分支之一，并被国际生态美学界视为一支劲旅。8月28—29日，“后疫情时代的生态美学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线上举行。80余位中外学者探讨了生态美学研究的不同范式，并在学术对话中提出构建中国生态美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前景。

　　从生态美学视野思考人类文明走向

　　对生态与环境问题的现实关切，促使生态美学应运而生。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曾繁仁表示，生态美学是生态文明时代的新型美学形态。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为生态文明理论与中国生态美学建设提供了充分的理论营养与巨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生态美学成为新时代美学建设的主要增长点，从21世纪初以来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徐碧辉认为，生态美学保持着对时代发展的敏锐反思。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当今时代比任何时代都需要一种生态文明，也需要从生态美学的视野思考有关人类文明走向的时代命题。

　　经过近40年的发展，中国生态美学不仅自觉以生态文明为时代坐标，更致力于构建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山东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程相占介绍说，根据当代生态科学与生态哲学，中国生态美学提炼出了“生生本体论”，并明确提出人的存在是一种“生态存在”，将“生态审美”视为关键词。

　　挖掘丰富的理论资源

　　我国生态美学理论构建与生态文明事业和美丽中国建设等实践活动紧密联系。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胡友峰认为，构建生态美学还需要不断增进国际交流，增进中西生态美学话语会通与互释。我国古典哲学中所蕴含的生态智慧是我国发展生态美学的独特优势，为当前构建生态美学中国话语体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未来，我们应注重系统梳理和吸收散落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从而更好地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符合时代发展的生态美学理论话语。

　　后疫情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供了环境维度的人文主义深刻思考。与会学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暴露了西方文化线性中心的人文主义危机，凸显了从环境维度思考人文主义的急迫性与重要性。环境人文主义是人文主义在后疫情时代的转型，是对人类科学与艺术、道德与个性、传统与现代、审美与伦理、欲望满足与平等正义、短期效益与长期福祉、情感与理性、潜能与责任等在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系统性整合。

　　形成生态美学中国话语

　　生态美学作为一种新的美学形式，目前呈现出中国生态美学、欧陆现象学生态美学和英美分析美学三足鼎立的局面。中国生态美学的研究近年来受到更多西方学者的关注。在由加拿大环境美学家卡尔松撰写的2019年版《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中，“环境美学”词条收录了3位中国学者的生态美学论文，显示出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已经崭露头角。

　　美国阿帕拉契亚州立大学可持续发展项目主任珊卓·卢巴斯基基于一种情感之上的世界观，为发展后现代生态美学构建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基础：情感作为广义感觉的概念，是我们体验世界最普遍、基本的方式，而“非感官知觉”是一种直接、普遍且比“感官知觉”更原始的经验形式。

　　西方学者大多更提倡“环境美学”。美国长岛大学荣休教授阿诺德·伯林特解释说，西方文化传统中二元对立的探究方法，使我们倾向于对环境的客观化研究。但事实上，“环境”并非我们置身事外的对象，人类自身也构成了环境中能动的部分。

　　应警惕在拒斥了“人类中心论”后陷入西方的“生态中心论”。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陈茂林注意到，随着生态危机的加深，西方的生态批评缺陷日益暴露。其生态中心主义思想基础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批判割裂了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弱化了生态问题的现实关切；文本范围狭窄、形式研究薄弱，削弱了理论的阐释力。而马克思主义生态批评以辩证统一的人本自然观、具体现实的批判目标、“美学的历史的”批评原则，提升了生态批评的人学品格，克服了生态批评伦理和文化批判的浪漫色彩以及理论与实践的断裂状态，不失为中国生态批评的重要尝试。

　　在学术交流与对话中，中国生态美学的中华文明基因得到彰显。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项目主任樊美筠表示，中国传统美学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美学思想。以作为审美范畴的“仁”为例，当我们欣赏“仁”之美时，实际上我们欣赏和推崇的是一种“生生之美”，是一种生命持续生成与发展之美，彰显的是宇宙万物的生命流动之美。

　　论坛由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等机构主办，中华美学学会生态美学专业委员会等机构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