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是历史的灵魂、时代的先导。近年来，思想史研究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在理论方法、研究路径等方面呈现出一系列新面貌、新趋势。思想与历史语境、知识文本、语言概念、文化观念、国家治理、器物礼俗等的多元关涉和交互发明，成为当前思想史研究的突出特点和普遍路径。为深入探索思想与社会之间相互形塑的内在机制，进一步推动中国中古思想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山西大学于7月3—4日在太原联合主办了“中古时期思想与社会”学术研讨会。会议由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与云冈学研究院共同承办，共收到全国20余所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40余位专家学者提交的论文与报告35篇，内容涵盖秦汉至唐宋时期思想与社会的各个层面，集中反映了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王子今、包伟民、李华瑞、孟宪实、杨振红、胡阿祥、王永平、侯旭东分别作了主题报告，20余篇参会论文在四场专题报告中依次发表。

　　王子今从“交通”概念推及交往空间，指出在儒学大盛的背景下，东汉太学和民间私学都孕育出了特殊的社会关系。正如“同舍生”“同舍郎”“门生故吏”“负笈从师”以及私学“著录”人数颇巨等现象所示，士人们依托儒学教育形成了庞大的交往圈，并由此结成政治团体。至三国时期，政治领袖的文化取向偏向法家和兵家，儒学传承的热度亦随之下降，走马楼简所见“私学”有助于考察当时民间儒学教学的形式。

　　包伟民由当前宋史研究必须拓宽视野切入，引出“大宋史”概念。他在对“大宋史”提出的背景、初始的意涵以及随后学界的不同回应，特别是被指存在旧正统观嫌疑的说法进行分析说明的基础上，进而对其内涵的界定提出两种方案，即“技术性”泛指层面的辽宋夏金史的整体研究、“自律性”特指层面的全局视野的宋史研究。他强调当前的宋史研究要尽可能拓宽研究领域，将全局视野内化为自觉的观察取向。

　　李华瑞辨析了北宋、南宋“宋学”诸学派的共同特征及其主要区别，指出北宋的宋学主流是王安石新学，南宋中后期以后才是集北宋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洛学之大成的朱熹，而影响两宋时期思想时间最长者实为王安石新学。在梳理王安石新学由学术主流而逐渐被边缘化的过程以及宋史学界对此问题的逐步澄清之后，他强调当前中国思想史研究要突破宋学即程朱理学这种自元明清以来层累形成的旧有认知框架。

　　孟宪实通过对和田出土的于阗某寺院支出簿的详尽分析，揭示了其日常管理运作的细节、与当地社会的密切互动特别是与当地唐朝驻军的特殊关系。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唐朝政府在安西四镇这一边远的传统胡语佛教区域设置汉化系统官寺的意义及功能，并由此展示了史料记载甚少的唐代边疆驻军的日常生活及其精神世界。

　　杨振红由中国古代称皇帝所乘车和皇帝本人为“乘舆”之制始于何时这一问题出发，分析了新出里耶秦简“更名方”中有“王马曰乘舆马”的记载。由此，她认为乘舆制度、包括里耶秦简中的“舆地图”以及岳麓秦简、张家山汉简中的“舆田”，都是秦始皇建立皇帝称号及制度的内容之一，反映了战国秦汉时期盛行的“天为盖，地为舆”“天子以天下为家”“当乘车舆以行天下”的大一统天下国家观。

　　胡阿祥回顾了他在山西的工作经历，介绍了他多年来有关山西地区的历史地图、政区人口、军事地理、晋唐国号、文学地理、家族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切入点，总结了山西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地位和突出特点。

　　王永平指出，在唐代社会中，儒家思想虽是正宗，但并未取得“独尊”地位。唐代儒佛道三教并重、多重思想文化共存的多元文化格局，造成了孔子信仰的多重面向。孔子既是统治阶级极力推崇的先师先圣，也是佛道二教塑造而成的神仙菩萨，还是民间俗信中民众崇拜的万能神明。人们在对其顶礼膜拜的同时，也不乏嘲弄之举，折射出唐代社会开放包容的时代特色。

　　侯旭东从西晋元会礼仪材料入手，由元会场合的礼仪角色推证现实政治中的实际地位，回到历史现场重现了洛都“边缘人”刘渊的坎坷经历和复杂心态，进而将其起兵的过程置入“天下秩序、时局演变与时人言行”中进行了全新解读。他强调，刘渊尽管心存不满，但并非自觉自主走上反晋道路，八王之乱导致的西晋“王纲解纽”以及匈奴贵族刘宣等的启发劝说实为关键契机和条件。

　　第一场专题报告以“知识学术·观念礼俗”为主题。彭华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提出战国四大学术中心应是齐、楚、秦、燕四国。陈侃理从汉代史籍和制度中记载的秦代仪节、称谓、德运的变迁，构建了秦史正统观在两汉形成、演变及定型的过程。张焕君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公除与心丧逐渐制度化的过程体现了经典与现实间的折中。曲柄睿对抄书在中古时期知识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以及类书和节略本的特殊功用作了探讨。王雅论证了“三从四德”的渊源本意及其在特定历史时期具有的实践合理性。孟繁之结合周馥的个人生平和学术经历系统考察了其易学思想。赵满海考察了顾颉刚和汪宁生两位民族考古学家的个人友谊与学术传承。

　　第二场专题报告以“制度文书·治术行政”为主题。孙闻博从度量衡制与律历礼乐、君主威权和行政管理的关系入手，论述了度量衡制的统一及颁行对秦汉帝国体制确立的重要意义。崔建华探讨了秦汉时期“为人后”原则的变迁，认为非血缘性因素在秦汉时期继承人的考量中越来越重要。乔松林认为，汉代循吏的行政实践亦有对法家思想的借鉴和履践。李迎春认为，“度簿”是汉简中的一种专门类型，其性质应是对经济数据的估算，当时或存在财政预算制度。柴芃论述了以十八班为主体的南朝新官制结构的形成和“带帖”制度的普遍应用。丁俊探讨了唐前期山泽之利由“公私共之”向“兼赡军资”的转变过程。

　　第三场专题报告以“都城·边域·交通·名物”为主题。段彬梳理了“太行八陉”这一概念的形成，并按分层分区的交通网思路重构了古代太行山的交通体系。裴成国认为，中原文化对高昌国长期的浸染缓解了高昌民众的心理抗拒，为唐征高昌减少了阻力。刘子凡探讨了“交河”与“西州”这一组西域地名在唐代文学意象与现实行政设置之间的区别和界限。孙正军梳理了有关唐宋岭南九州分野的五种叙述，展现了唐宋时期对岭南地区认识的多元性。曾磊认为，“屏星”应专指车舆之前车轼与前軨之间的屏蔽物，汉代称之为“屏泥”，主要与当时的天文星宿观念有关。孙兆华认为，里耶秦简及秦印中所见“敦狐”人名，可能与战国秦汉社会的猎狐风习或文化的他者书写有关。

　　第四场专题报告以“灾异谣谶·神仙丹药”为主题。董家宁以秦始皇五次出巡路线为视角，考察了其利用圣王符号建构统治权威的过程。董涛揭示了西汉末年“更受命”学说出现的深层次思想根源，并重新解读了哀帝改制。张雁勇考察了《真灵位业图》所见神仙名号的造构特点。霍斌从知识史角度追寻了“砒霜”概念及其知识产生、传播、建构、演进的过程及背景。仇鹿鸣以隋唐之际流行的《桃李子歌》为例，对既往研究中过度的实证主义倾向提出反思，强调中古谶谣具有文本层累、解释开放、传播效力叠加三个特点。张吉寅论述了宋仁宗灾异观的形成及其在政治领域的应用，以及时人对之的评判和仁宗身后形象的建构。

　　在大会总结阶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李红岩研究员建议在现有基础上提高中古时期思想研究的宏观概括、中西对比、学科交叉研究，进一步将中国中古史研究推向深入，为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