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诸侯争霸、群雄并起的战国时代，我们耳熟能详的是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个“万乘之国”。处于燕赵夹缝之间的中山国仅是“千乘之国”，虽然疆域不大，但曾与燕、韩、赵、魏同时称王（史称“五国相王”），盛极一时。中山国驰骋于大国之间，影响着战国局势，诚如晚清外交家郭嵩焘所言：“战国所以盛衰，中山若隐为之枢辖。”中山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由白狄鲜虞族建立于太行山东麓的国家，因城中有山而得名。《世本》载“中山武公居顾，桓公徙灵寿”，中山国自公元前414年中山武公初立建国，到公元前296年灭于赵，共存世118年。史籍对中山国仅有零星记载，其历史一直处于扑朔迷离之中。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河北省文物考古队（今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在石家庄市平山县境内陆续发掘了中山国的都城和墓葬。1998年，为配合朔黄铁路建设，又在铁路沿线抢救性地发掘了一批中山国墓葬。随着发掘成果的披露，中山国的神秘面纱逐步褪去，使我们有机会探讨其鲜为人知的历史。

　　第一，墓地布局有一定规划。墓葬是古代社会的缩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社会环境、生活状况、经济文化、丧葬习俗等。1998年，在中山国后期都城灵寿城外发现的墓葬共计78座，分布于访驾庄村、北七汲村、中七汲村，均为中小型墓。中型墓面积约4—12平方米，小型墓面积约1.5—3.9平方米。

　　访驾庄墓地位于灵寿城北城墙外，有战国时期墓葬9座。北七汲墓地位于灵寿城西城墙外，有春秋晚期墓葬4座，其中3座墓葬分布相对集中，且2座小型墓的墓向和规模相近，年代相当，应为南北并列的一组墓葬。中七汲墓地也位于灵寿城西城墙外，有战国时期墓葬65座，按照墓葬分布的集中程度，自东北向西南划分为四个区。一区4座墓可分为两组，两两相对并列。二区18座墓多为中型墓，其中11座墓葬分布相对集中，多两两东西并列。三区共31座墓，其中5座中型墓分布相对集中，小型墓多环绕在其东侧外围，墓葬多两两东西并列。四区有中型墓12座，东西成四排分布，部分墓葬两两成组并列。

　　上述部分墓葬分布集中、形制相近者成组并列，说明墓地布局存在一定的规划。分布相对聚集以及东西成排分布的墓群，可能是“邦墓”性质的家族墓地。这种族葬制多实行于周代墓地，分为公墓区和邦墓区。《周礼·春官》记载“冢人掌公墓之地”，“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郑玄注“公，君也”，“凡邦中之墓地，万民所葬地”。公墓区埋葬国君等高级贵族。邦墓区埋葬中小贵族和平民，墓葬一般无封土，埋葬密集，成组成群排列，不同类别的墓交错埋葬，但彼此间无打破。墓葬分组并列可能为夫妻异穴并列合葬，通常称为“对子墓”，这种现象在中原地区两周至战国晚期墓地中普遍存在。

　　第二，丧葬习俗较为一致。78座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无地面建筑和墓道，绝大多数墓葬的墓口尺寸和墓底尺寸相等。此外，口大底小的墓葬有17座，多属战国中晚期墓葬，而同时期的赵国墓葬多口大底小者。因此，考古人员推测，随着中山国被赵国灭亡，其墓葬形制亦受到赵国的影响。墓向大致分为两类，以近南北向为主，共计58座墓葬，近东西向墓葬有20座。墓内填土多夹杂山岩，经夯打，土质较硬。部分墓壁上有便于上下用的脚窝。墓葬多使用葬具，以一棺、一棺一椁两种形式为主，少数为一椁或未见葬具，个别墓内设有边箱以放置器物。多数墓葬因盗扰严重，未见人骨或人骨移位、残缺较甚，葬式不明，可辨识葬式者有10座为仰身直肢、1座为仰身屈肢。

　　极少数墓葬有积石，形制各异且出现分化。在访驾庄墓地中，战国早期的墓葬M9棺顶部及四周积石形成石椁，保留了狄族以石为椁的丧葬习俗；另外2座墓仅是象征性积石，墓葬M3在墓口处有积石，战国晚期的墓葬M4在墓口下75厘米处有积石。墓葬积石的减少表明，中山国因受中原文化影响，积石葬俗逐渐衰退。石块为就地取材，大者长约30厘米，小者长约10厘米。

　　壁龛是在墓葬四壁的某一壁上挖龛，一般用来放置随葬品，始见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该批墓葬中有5座墓设有壁龛，壁龛位于墓圹较长一侧，位置不固定，龛的大小往往与器物数量有关，壁龛仅够摆放正立的陶器。壁龛具有较好的防盗作用。访驾庄墓地墓葬M4东壁南端有一壁龛，内放陶器9件，未被盗扰，这很可能是由于盗墓者不知道壁龛的存在。而在盗洞内发现的石圭和石璧，则可能因当时放置于棺内而被盗。

　　中山国墓葬有设置二层台的习俗。二层台指的是土坑竖穴墓内高于墓底的四壁台阶，以存放随葬品或埋葬殉人，迄今所知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中期。该批墓葬中有12座墓设有二层台，二层台的位置、大小、形制各异。10座墓为生土二层台，部分生土台上摆放有木板。例如，中七汲墓地的墓葬M3，在生土台上搭有南北向木盖板。2座墓为熟土二层台，经过夯打，台上放置陶器。例如，中七汲墓地的墓葬M14，在东壁与椁间有一夯土台，南北两端竖置木挡板，台上放置陶器23件。

　　第三，墓葬存在贫富分化。该批墓葬多数被盗扰，但出土的随葬品仍种类繁多，包括陶器、铜器、铁器、骨器、玉器、石器、琉璃器等，以陶器为主。其中，随葬的陶礼器包括鼎、平盘豆、盖豆、球腹壶、壶、碗、盘、匜、耳杯、鸟柱盘、筒形器、鸭形尊、鬲、罐、尊等，除春秋晚期的鬲、罐等为实用器外，其余多为专为随葬而制作的明器。装饰品有带钩、铜铃、扣、环、珠、璜、璧、桥形饰、笄、管等。武器有镞、戈、鐏、剑等。工具有环首刀、石锛、铜针、锥、骨钉、骨算筹等。车马器仅见骨镳。出土的石贝、骨贝等，可能为冥币。

　　随葬品大多位于棺椁之间，少数放置于棺内墓主人身旁，壁龛内和熟土二层台上亦摆放有陶器。陶礼器成套出现，但配套器物的种类和数量并不一致。春秋晚期的小型墓陶礼器的基本组合是鬲、罐。战国中期晚段的中型墓，陶礼器基本组合以中七汲墓地墓葬M11为例，包含3鼎、4盖豆、8平盘豆、3壶、2球腹壶、1盘、1匜、1碗、1鸟柱盘、1筒形器、1鸭形尊，共计26件器物，从随葬器物的数量、精美程度来看，均属该批墓葬之最。战国晚期的中型墓，例如访驾庄墓地的墓葬M4壁龛内放置鼎、盖豆、壶各2件，盘、匜、耳杯各1件。

　　个别墓主人口内含有玉石器，这种现象称之为口琀，在战国中期早段的中七汲墓地墓葬M1墓主人口内含玉环1件，这很可能是受到中原崇玉丧葬观念的影响。石圭也多有发现，表明战国中晚期中山国墓葬中存在一种以石圭作为随葬品的葬俗。战国晚期的中七汲墓地墓葬M8、M37、M57中出土的陶器，大多通体饰红黄黑白等多色彩绘，可能与赵国葬俗有关。中七汲墓地墓葬M62人骨头部覆盖有织物，较为特殊。

　　随葬品的差异表明，当时中山国已存在明显的阶层划分和贫富分化。春秋战国时期，墓葬中出土鼎的数量是墓主身份等级的主要标志之一，贵族最底层的士一般随葬三鼎。该批墓葬中随葬三鼎者，其墓主人可能是士一类贵族；随葬二鼎或一鼎者，其墓主人可能为小贵族、平民。而随葬其他器物数量的多寡，可能与墓主人生前的身份、经济实力有关，如随葬武器的墓葬主人可能生前是武士；出土石贝、骨贝的墓葬，其主人可能生前经济实力较雄厚。同时，部分墓葬鼎的数量相同，与之配套的礼器种类、数量却不同，也反映出当时的陶礼器制度并不十分严格。

　　综上所述，1998年发现的东周时期中山国墓葬显示了其墓地布局有一定的规划性，可能存在“邦墓”性质的家族墓地和夫妻并穴合葬的“对子墓”。丧葬习俗较为一致，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向以近南北向为主。墓内填土多经夯打，葬具以一棺、一棺一椁为主，葬式多见仰身直肢，墓内有积石者较少，部分墓葬设有壁龛和二层台。随葬品种类丰富，多放置于棺椁之间，陶礼器多为明器且成套出现，部分随葬品为墓主人生前使用过的实用器。墓葬面积的大小、随葬品的数量与种类、器物的精美程度，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阶层与经济状况。此外，战国中晚期的中山国墓葬受到赵国葬俗的影响，体现了东周时期北方民族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的交汇融合。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