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出台了向中国东北进行武装移民的计划。1932年10月，第一次武装移民入侵伪三江省桦川县永丰镇。“入植”永丰镇一个月后，开始出现大量日本移民退团事件。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揭示日本对东北移民政策的危害和本质具有重要意义。

　　武装移民旨在吞并中国东北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为加快吞并中国东北，日本进行了较大规模移民。1932年，日本开始向东北“治安不良”的地区进行武装移民。伪三江省桦川县永丰镇是当时东北抗日武装较为活跃的地区，被作为第一次武装移民的试点地区，并更名为“弥荣村”。第一次武装移民共计从日本东北部及“关东州”11个县招募492人。从1932年9月起，被招募的移民团在其国内接受了为期3周的训练（以精神训练为主），出发前在明治神宫进行参拜，表明其前往中国为天皇建立“皇村”的决心。1932年10月3日，全体移民团编成“佳木斯屯垦第一大队”，下设4个中队，每个中队分为3个小队。此外，随行者还有农事指导员3名、警备指导员5名和军医1名。每人配有步枪一支，另外还有迫击炮两门、机关枪三挺，表现出浓厚的武装色彩。1932年10月14日，第一次武装移民到达佳木斯。由于受到当地抗日武装袭击，移民团未敢贸然上岸，在船中度过一晚后，次日在依兰日军的掩护下进入佳木斯市区。“入植”第一年，为充分了解当地情况，移民团派遣了一支150人的先遣班进行探查。1933年2月，移民团本部正式“入植”永丰镇。

　　第一次武装移民团在移居永丰镇后不久，便开始从日本国内招募新成员，其中新招募的成员大多为现地移民的亲属。在人员增加的同时，出现各种原因导致移民人数不断减少的情况，其中以退团者居多。有资料显示，“入植”第一年有17人选择退团，退团人数约占总人数的3.5%；1933年退团人数为98人，退团比例为26%；1934年退团人数为47人，比例为9%。关于1934年退团人数说法不一。第一种说法是：1932年10月14日到达佳木斯的人数为492人，1933年1月新增加9名木工，共501人，至1934年已减至324人，其中战死10人，病死5人，退团者162人，退团比例为32%。第二种说法是：1934年战死及病死19人，退团162人，其后补充22人，招募家族成员269人，现有603人，退团比例为27%。总体上，1932—1935年，退团比例高达30%左右。

　　多种原因引发退团事件

　　第一，日本军国主义的蛊惑性宣传。一战后，日本社会矛盾更加突出，尤其是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大量人口失业并返回农村，人地矛盾更加突出。为转嫁矛盾，日本开始寻求对外移民。中国东北作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转嫁矛盾的重要对象。为此，日本政府将中国东北描绘成充满发财致富机会的“新天地”，“对于没有土地的农民来说，能无偿地得到肥沃的土地以及为他们支付去满洲的费用，这是很有魅力的事情”。此外，为鼓动日本人移民中国东北，日本国内掀起了“大陆开拓文学”潮流，通过各种文学作品描绘移居“满洲”的美好图景。其中，日本作家佐佐木能理男的《武装移民》以“弥荣村”为创作主题，他虽然没有去过当地，但日本民众深受此类作品的影响。除“开拓文学”外，大量纪录片、电影作品同样成为鼓动日本人移民的宣传工具。在他们的蛊惑下，一部分日本民众踏上了前往中国东北之路。而开荒的劳累、零下30度的严寒、居住条件的恶劣、粮食供应的不足等，都与日本的欺骗性宣传有天壤之别，形成了强烈反差。

　　第二，风土人情的迥异。日本与中国东北的气候、生活习惯差异较大，大多数移民无法适应移居地的生活环境。“移民离开已经生活习惯的故乡，放弃长期养成的风俗习惯，移居衣食住完全不同的异国他乡，移民会产生珍视生命的不安思想。”由于生活环境的差异，移民团成员不同程度地患有各种疾病，“一般成人多患有呼吸疾病，特别是肺结核，患病率达到了日本内地的三倍，儿童多患有肠炎、肺炎、结核、脑膜炎等”。为保障移民身体健康，移民团在定居“弥荣村”后，便开始修建医院，并在“入植”时安排军医随行。但492人的移民队伍仅派有一名医生，移民团成员的身体健康无法从根本上得到保障。除因不适应水土、饮食习惯而患病外，中国东北地区严寒的气候、风俗习惯的差异等对于日本移民来说也较难适应。

　　第三，抗日武装不断反击。“弥荣村”所在的佳木斯是中国东北抗日武装较为活跃的地区。虽然移民团成员均为退役军人，配有武器，但武装移民对当地民众的压迫不断遭到中国民众的反击。移民团移居“弥荣村”后的3年时间里，每个月都会遭遇抗日武装的袭击，加之环境不熟，在与抗日武装的交战中多陷于不利。“弥荣村”移民是九一八事变后进入中国东北的第一支移民队伍，始终枪不离身。这使移民团成员长期生活在紧张状态之下。

　　第四，挥之不去的“思乡”之情。日本历来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影响较深，中国文化中安土重迁的观念同样根植于日本人的思想中，故日本民众并不愿长期离开其家乡，移居他所。为安抚移民远离其故乡的不满情绪，移民团在到达“弥荣村”后，除修建房屋外，最为迫切的工作就是修建神社。“以皇室为中心的日本人国民的团结，要以皇祖皇宗的天照大神为他们信仰的中心，从而达到他们的团结，神社及神祇为这种日本人国民团结的象征。”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移民团成员的“思乡”之情。另外，由于语言不通，与当地居民沟通不畅，当地居民对于入侵者又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嫌恶的情绪。这些都加深了移民团成员对其故乡的思念。

　　凡此种种，都使移民团成员备感痛苦，遂萌生退团之念。

　　具有欺骗性和残酷性

　　日本统治者曾将移民的退团全都归结于移民团成员之前所从事的职业，却无视其政策本身给移民团成员带来的危害。移民的退团被冠以“除名”处分，如此便可将退团原因悉数归于移民自身。作为国家政策的决策者和参与者，所制定的政策本该是为其本国人民谋取利益，但日本统治者所推行的移民政策是将日本民众作为其推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棋子，构建虚假的所谓“五族协和”和“王道乐土”。在此过程中，这些日本民众饱受其害。有资料显示，1942年，在黑龙江省宁安县石头站地区，有8个村约3000名日本移民被驱往黑河边境，最终18.1%饿死，其中约20户家族全员饿死或冻死。甚至在战争失败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丢盔弃甲后仅想保全自己，大量日本移民被无情抛弃。据日本移民团成员松田千卫在其战后撰写的《开拓残留妻子的证言》中记载：“到了桦川县，团长和一些日本士兵将1600余名的男女老幼集中于东板房开拓团本部的20多间大房子中，用汽油点燃，外面用机枪扫射，用手榴弹炸，只有少数人幸免于难。”“另据外务省的调查，战争结束时在东北的日本人约有155万（包括关东州的25万人）。其中开拓民约有27万，占比14%。因为战败，在整个东北死亡的日本人超过176000人，其中开拓民死亡约80000人。只占全东北日本人14%的开拓民，其死亡数占到总数的50%。”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驱使日本民众到中国东北实行殖民侵略，战败后却将其残忍地抛弃在异国他乡。由此可见，对华移民活动非但不能挽救日本社会危机，反而给日本人民造成了更大伤害。

　　日本移民在移居地积极参与对中国东北民众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使后者备受凌辱。日本移民移居中国东北后，驱逐中国当地人民，强占了大量土地。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主要生活来源。日本移民入侵中国东北后，大肆掠夺中国当地人民的土地，并以极低的价格强制收买了大量耕地，致使数以万计的中国东北农民被迫背井离乡。第一次移民团在到达桦川县永丰镇时，“就强占耕地700町步（日本土地面积单位，一町步相当于99.2公亩），将当地中国农民99户约500人赶出移区，以后掠夺土地面积达66000町步，其中熟地21500町步，占32.6%。”在非法占领中国当地人民土地后，移民团因劳动力不足和自身的惰性，无法完成大面积土地的开垦和种植，于是雇佣中国当地民众为其劳作。据统计，“弥荣村”雇佣年工400人，日工达18000人。日本移民和中国农民之间建立的此种雇佣关系，本质上属于殖民压迫关系，中国雇农不但没有工资收入，还要遭受日本移民的非人待遇。可见，日本军国主义是发号施令者，而日本移民则完全是其国家政策的捍卫者和移民侵略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日本移民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害，并不能因为自身是国家政策的受害者而被弱化。

　　综上所述，第一次武装移民退团事件反映出日本移民政策的欺骗性和残酷性。日本民众是被欺骗的对象，同时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中国东北民众更是饱受日本移民政策之苦。尽管事实凿凿，但时至今日，仍有部分日本右翼分子否认对中国东北移民侵略的历史，渲染日本“开拓团”对中国东北的所谓“开发建设”。但历史是不能被篡改的，移民“开拓团”是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扩张的牺牲品，更是日本推行军国主义的马前卒，它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害人害己的丑恶本性。因此，中日两国人民必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严防其死灰复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近代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问题日本馆藏资料挖掘整理研究”（18AZD02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