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作为日本的“国策会社”，自1906年建立后便运用各种手段大肆扩张“铁路附属地”，将势力范围向“附属地”以外区域渗透。为了怂恿日本人移居“满洲”，为日本移民牟取更多所谓“生存空间”，“满铁”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曾大肆鼓吹其殖民侵略理论，尤其重视对学校和医院的建设，妄图“用医术和教育笼络人心、安定人心”。基于此，“满铁”最先在“附属地”内从事医疗教育活动。日本控制下的这些医院和学校，旨在将“满铁”附属地打造成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的前沿阵地。我们要坚持运用唯物史观认识和记述历史，加强史料搜集和整理，深入研究这些医疗活动及其实质，推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
显而易见，稳定的医疗和教育环境是日本人甘心殖民于海外的前提条件。因此，自侵占中国东北后，日本为适应未来战略所需及其所谓“事业经营上的方便”，在所占地区建立了一系列医疗卫生机构。经过30余年的经营，这些医疗卫生机构的规模不断扩大，覆盖范围逐步扩展，科室设置日益齐全。这些机构分别归属关东厅（关东都督府）、日本赤十字社、“满铁”。其中，以“满铁”管辖的医疗机构较多，覆盖范围广，最具代表性。
“满铁”开办之初，即接手了原属关东都督府的诊疗机关。1907年4月1日，“满铁”所辖诊疗机构仅有大连病院、千金寨分院以及瓦房店、大石桥、辽阳、奉天、铁岭、公主岭、草河口、安东县等处的8个出诊所。此类医疗机构规模较小，医护人员缺乏，仅能维持基本开业，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随后，“满铁”逐渐加大资金投入，不断增设整改，出台规程。及至1937年，日本在中国东北重要城市及铁道沿线所建医院已达27所。“满铁”经营的医院病房，除了分为普通病房和传染病房以外，还划分了特等、一等、二等、三等、特三等。不同等级的病房供不同级别的患者使用，有资格入住特等病房者均为日“满”权贵。中国患者当时处于最低等级，大多住特三等病房。
“满铁”在附属地内除设立正规医院为当地日本患者提供服务外，还根据各地不同需求，设置了一系列医疗机构，先后在奉天、四平街、长春、安东、抚顺、鞍山、营口设立7个保健所，配置保健医、学校医、现业医、检诊医、相谈医、巡回卫生妇等各类卫生技术人员，负责所辖区域的卫生防疫，以保障日本人的生命安全；在铁路沿线及偏僻地区设置“公医”，由“满铁”免费提供建筑设施和医疗器械，并低价贷给药品供其使用，“公医”兼顾传染病预防、地方病调查和其他公众医疗等相关业务；除医院内部设置传染病专用病房外，“满铁”在铁路沿线、传染病频发地区设置常备特种传染病隔离所，以预防和治疗传染病，维护日本移民的利益。
这些医疗机构的设置，使“满铁”附属地的医疗体系得以进一步扩充，在保障在“满”日本人利益的基础上，进而服务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目标。
为培养各医院的医护人员，“满铁”在日本政府支持下，在中国东北开办了多所医科学校，其中以“附属地”内的“满洲医科大学”最具代表性。“满铁”于1911年在奉天建立了“南满医学堂”，1922年升格为“满洲医科大学”。该校下设大学学部、大学预科、大学专门部、药学专门部及附属预备科等。其中，大学专门部和附属预备科仅招收中国学生，大学学部、大学药学专门部、大学预科计划招收的中日学生人数基本相同。总体而言，中国学生人数超过日本学生人数。此举绝非单纯传授医学知识，而是将“满洲医科大学”作为对中国学生实施奴化教育的阵地，因而遭到了中国学生的强烈抗议。正如中国学生因声援“五卅”运动而致清退学籍的宣言书所言，“教育本乃神圣事业，贵国竟假此为亲善工具。自公学堂、中学堂、专门学堂直到大学堂，贵国之政策，无非陷学生于蒙昧无知。要言之……贵国开设之学校，乃同化中国国民之机关，优待学生之条件实乃化中国国民为贵国顺良忠仆之麻醉剂”。日本打着提高整个东亚地区医疗水平的旗号，以为伪满洲国及中华民国培养医学人才为幌子，以招收中国学生为掩饰，大量招收日本学生，提高日本人医疗技术，实现其所谓“中日亲善”，“这样，既可培养出中国医师，又可培养出将来在这方面活跃的日本医师，以便达到日中协作之目的”。
“满洲医科大学”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极为重视对中国学生崇日、亲日的思想教育。学校严格管教学生，除平时要求完成的学业外，还会安排学生参加一些纪念活动，如“满铁会社纪念日”“满洲建国纪念日”“皇帝万寿节”“陆军纪念日”“神武天皇祭”“皇灵祭”“明治节”等，向学生渗透参军光荣的想法，以备将来为战争服务。校方认为，让中国学生了解日本是十分必要的，并通过与他们的接触，在不知不觉中，以“中日亲善”的招牌遮掩其侵略行径，直至吞并中国。这是其奴化教育的政治需要，也是日本使出的阴谋“利剑”。
日本大力建设医疗机构的根本原因，是基于推行其殖民政策的考虑。这些活动借科学研究之外衣，实际上包藏着日本的侵略野心，为推行殖民政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首先，“满铁”扩充医疗事业的行为迷惑了一部分中国政界人士，为怀柔笼络人心提供了便利条件。日俄战争时的日本军医守田福松，战后致力于“满蒙”卫生事业，曾打着巡回医疗的旗号，三次进入蒙古内地调查，借机考察当地的地理、风俗和人情，并将其介绍给日本，旨在唤起日本人对蒙古的注意。为诱导“满蒙”的中国医务者，促进“中日亲善”，将“日本文明”输入“满蒙”，他曾亲自率领他们参观日本卫生设施等。1912年，他担任“满铁”奉天医院城内分院长时，广泛“接触满洲朝野要人，并得到极大信任”。1922年，他担任奉天政府的卫生顾问，相当于张作霖的侍医长。在“郭松龄反奉”事件中，他以为郭松龄治病为名，到其营地劝降，“在医术以外的范围也曾大显身手”，“后于奉天城内自行开业，广施仁术，并始终为完成帝国对满政策而努力”。由此可见，日本派遣其国内优秀医生来到中国东北，除了为日本人实施医疗救护外，还肩负着刺探情报、干涉中国内政、笼络人心、泯灭中国人的爱国意识和民族情感等特殊使命。日本人认为，“对待中国还是利用官吏为好”，中国东北上层官僚政客是日本突破的重点，通过医术使日本的怀柔策略和攻心战术产生一定影响。
其次，医疗设施的修建、医疗教育的实施，是日本“文装武备”论的具体体现。后藤新平认为，“南满医学堂”是“文装侵略的成功典范”，以“文装为外衣，手执某种好武器来进行侵略，是殖民政策上极为必要的事，对奠定永久占领该地的基础是最为有力的”。对殖民地民众来说，宗教和医学均是实施殖民统治的利好武器。1926年，日本医生林荣任奉天医院院长，同年任“满洲医科大学”教授，以其医术迷惑并博得不少人的信任。由此可见，“满铁”不过是把创设医科大学、其他学校以及医院作为扶植帝国势力的前提罢了。正如后藤新平所言，“日本所实行的不是纯粹商业的殖民政策”，其包藏的殖民祸心昭然若揭。
再次，“满铁”医疗机构主要为日本人服务，所谓为中国人治病纯属欺人之谈。“满铁”经营的各类医院、医疗机构，均以日本侨民为主要施治对象，虽也存在一些接收中国患者的情况，但由于药费高昂等原因，大多数中国人无法就医，因而“出现专为日本人诊疗的状况”。“满铁”在各地设立的医科学校，旨在“为达到向满洲移民的目的，需要移民定居下来，而移民安居首先必须生活安定”，为满足日本移民子弟接受良好教育，使日本人子弟掌握一技之长，以便与中国人竞争，“需要建立起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以防止日人子弟返归国内，并使其安居此地，自由地享受高等教育”。
最后，“满铁附属地”的医疗卫生机构充当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帮凶，尤其在细菌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满洲医科大学”教授北野政次曾在731部队任职，利用大学地下室养殖老鼠，培养细菌，并为研制斑疹、伤寒的抑制方法，用活人做实验，通过其研究成果，便于日本军队在中国东北实施侵略。医科大学、医院也是日本实施活人解剖、研制细菌、储存细菌的场地，“大连卫生研究所”为细菌战提供大量细菌。这些细菌武器多次被侵略者用于战场，无辜百姓深受其害，直至日本战败后多年，仍在危害中国人民。
综上，“满铁附属地”医疗卫生体系完全是为日本殖民政策而推行的一种隐蔽而特殊的手段，以提高日本移民居留的能力、保障日本移民的医疗利益为目的，进而使日本移民定居于“满蒙”殖民地。同时，为日本在“满铁附属地”扶植殖民势力、巩固殖民统治、扩大侵略战争、维护日本人的医疗和教育特权、最终实现“大陆政策”，提供了充足的医疗保障。
（本文系中宣部文化名家及“四个一批”人才项目“满铁附属地海外资料挖掘整理与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近代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问题日本馆藏资料挖掘整理研究”（18AZD02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