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北地域辽阔，土地肥沃，河流密布，畜产资源十分丰富。而日本土地有限，畜产资源不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外。1913年以后，日本根据其侵略需要，以“满铁”为依托，陆续在中国东北设置了各种畜牧业研究机构，从事相关试验。显然，这些畜产试验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提高中国东北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是为了满足日本国内对畜产品的需求和对外侵略战争的需要，属于日本对华畜产掠夺的一部分。
近代以来，日本逐步确立了对中国东北畜产业进行全面控制和掠夺的政策。日俄战争后，“满铁”即在东北建立了一系列农牧业试验场、种畜场。为实现农牧业改良和增产的掠夺目标，“满铁”数次聘请专家调查东北地区的农牧业状况，并在铁路沿线创办了“公主岭农事试验场总场”“农事试验场押木营子分场”“黑山屯种羊场”等增产实验机构，进行畜牧品种改良和试验。
1933年9月，关东军特务部长小矶国昭在《关于满洲经济建设》中，将赛马业、屠宰、家畜市场等作为“国营”或“公营”事业，将羊毛加工作为许可事业，将自营农牧业、除羊毛外的畜产品加工等作为可自由经营的事业。其中，赛马和绵羊事业均列入所谓“国防事业”，并为这两项事业设置了奖励机关。1934年，日本内阁制定《日满经济统制方案纲要》。该纲要在畜产方面要求，尽量对绵羊饲养加以奖励，有计划地从事绵羊改良、繁殖和扩张；从国防角度对马匹进行改良和繁殖；促进牛、猪的繁殖等。1936年8月10日，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满洲国第二期经济建设纲要》。该纲要在畜产方面提出，一方面为保障军需而对牛、马、羊进行增产，加强防疫；另一方面要保障农民耕种的需要，以满足日本对农产品的掠夺。1937年1月，关东军又出台了《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纲要》，规定畜产部门以马、绵羊的增产和改良为重点。1941年9月，伪满政府制定了第二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在畜产方面，同样为各种牲畜和畜产物设定了增殖目标。此次，还将鸡、兔等牲畜和猪皮、牛乳、鸡卵等畜产物纳入了计划，并对饲料和牧业制定了增加目标。这表明，此次计划对东北畜产的掠夺更加全面。此外，这一时期伪满政府还确立了《战时紧急畜产振兴方策》，其中亦包括畜产增殖和防疫等内容。上述政策表明，日本对中国东北畜产业的控制逐渐加强，掠夺日益加重。
当时，中国东北的兽疫种类繁多，牲畜和家禽普遍容易感染疾病。根据兽疫造成的影响，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影响畜牧业及其他产业的兽疫，主要包括炭疽、牛疫、鼻疽、牛肺疫、猪“虎列拉”、鸡“百斯笃”等。这些疫病无论急性或慢性，均能够造成牲畜大批死亡，使饲养者遭受极大的经济损失，而且部分兽疫为人畜共患病，直接威胁人类健康和公共卫生。第二类是影响家畜育成的兽疫，主要包括羊痘、口蹄疫、班古热、马耳他热、猪疫、仔猪副伤寒、仔羊肺炎等。此外，还有牛结核、马流行性感冒、马传染性贫血、布鲁氏病、间歇性眼炎、猪肺疫、猪丹毒、羊疥癣、流行性鹅口疮、狂犬病、家禽“虎列拉”、破伤风、软骨病、日射病、寄生虫病等兽疫。因此，当时东三省被称为“兽疫之巢窟”。上述兽疫频发，减少了农业所需的畜力来源，阻碍了中国东北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直接影响了日伪对中国东北农业的掠夺。因此，日本加紧开展各种兽疫防治活动。
1925年10月，日本在奉天建立“兽疫研究所”。其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各种牲畜传染病，制造血清和狂犬病预防液。“兽疫研究所”建成后，着手对牛肺疫、牛疫、鼻疽、羊痘、鸡百斯笃等疫病的发生状况进行调查，并研究防疫措施。1926年5月，“兽疫研究所”开始将预防液应用于兽疫防治工作中，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兽疫对畜牧业的危害。
伪满洲国建立后，伪满政府在东北全境开展家畜防疫工作，这使得日本借机加强了对东北畜产业的控制。伪满政府的兽疫防治工作分为三个阶段。1932—1936年为第一阶段，伪满政府成立了畜产管理部门——“军政部”“蒙政部”“实业部”和“民政部”。同时，“奉天高等农业学校”开设畜产兽医科，培养技术人员。至1936年，东北兽医技术人员已达2000名。1937—1941年为第二阶段，伪满政府整合了畜产管理机构，以便防疫工作能够顺利开展。1937年12月，伪满颁布了《家畜传染病防治法》，将炭疽、牛疫、鼻疽作为三大法定传染病。为培养技术人员，“奉天高等农业学校”改为“奉天农业大学”。为满足各地对兽医的需求，还成立了一批兽医学校。1938年，在长春设立“畜产兽医大学”；在哈尔滨设立“哈尔滨农业大学”；将“奉天兽医训练所”并入“中央农事训练所”；在呼兰设立“马事技术员训练所”；在哈尔滨设立“开拓指导员训练所”。此外，伪满政府还接收了“满铁”的各兽疫研究机关，新建了“马疫研究所”。1942—1945年为第三阶段，定期对家畜注射预防液，强化了对猪疫和猪霍乱的防疫。在各地设立防疫所，主要任务是大量制造血清，发现早期感染牲畜，并采取紧急措施，降低其他牲畜的感染风险。
事实上，日本对中国东北畜产掠夺的内容较多。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以“满铁”对东北羊毛工业和畜牛业的掠夺为例进行论述。
第一，羊毛工业服务于战争。由于羊毛能够制成军用被服，对日本而言羊毛不仅是重要的工业原料，更是重要的军需物资。1918年，“关东都督府”邀请“东洋拓殖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东拓”）和“满铁”共同探讨日本内阁的羊毛政策大纲。“东拓”“满铁”两家会社与荒井泰治、茂木物兵卫等日本民间势力和以张作霖为背景的商务会会长孙白斛一起，于同年12月27日成立“满铁毛织株式会社”。该会社得到日本政府各部门在资金和设备上的援助。其中，日本陆军省“将千住制绒所所有的毛织机25台及其一切附属的机械贷给”该所，以缓解该会社在设备进口上的困难。“满铁”从产业扶助角度出发，认购了该会社的3155股股份，占总股份的5%。“东拓”则认购了该会社23%的股份，成为该会社的大股东。如此，日本政府、军方等资本势力纷纷参与其中。
该会社主要生产呢绒、哔叽、毛哔叽、毛毯、护膝毯，其产品主要销售给“日本陆军、鲜满各官衙、铁道及中国军队、铁道等”方面，而将满足民众需要放在次要地位。尽管该会社产品质量粗劣，经营不佳，但“满铁”和“关东厅”仍然从扶植该会社的角度给予补助金，“满铁”还每年认购衣料4万码左右。“满铁毛织株式会社”对东北羊毛工业的殖民，不仅表现在掠夺原料、保障军需上，还体现在对待中日工人的不同待遇上。在会社中，中国工人的待遇与日本工人相比普遍较低，尤其中国佣员的待遇不及日本佣员的一半。该会社对中国工人的粗暴待遇，甚至激起了中国工人的数次罢工反抗。
第二，牛肉加工业服务于战争。近代以来，中国东北地区丰富的畜牛资源一直被资源贫瘠的日本所觊觎，日本军方更是将牛肉视为重要的军事战略物资。1930年后，日本海军主要从东北供应军需牛肉，东亚劝业株式会社在日本海军牛肉补给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该会社成立于1921年，其主要工作是经营农业、土地和移民业务，同时也从事畜产业务，牛肉出口是畜产工作的重要内容。该会社设有专用屠宰场、饲养场和拴置场，并在林西和通辽拥有广阔的牧场。从1929年1月至1930年1月，该会社向东京和库页岛出口活牛1700头，向东京、大阪、神户地区出口牛肉和装箱肉共计500头。1930年1月，该会社向日本海军省申请承办对其出口牛肉的业务，并获得批准。该会社最初向日本特务舰“间宫”号提供牛肉，1931年9月又成为吴镇守府的直接供应商。由于东北牛肉价格便宜，横须贺军需部也在同年9月末向该会社试购254000公斤，1932年4月，将该会社作为指定供应商。佐世保军需部在1932年3月也向该会社提出了预定，同年10月与该会社订立了年度合同。
1936年9月14日，由“满铁”出资，成立“满洲畜产工业株式会社”。该会社除了继承东亚劝业株式会社畜产部的牛肉出口业务外，还计划经营罐头、其他肉制品加工、羊毛以及其他畜产业务，成为一个掠夺东北畜产资源的综合性企业。该会社成立半年后，即制定了详细的1937—1938年度对日本海军牛肉的供应计划。
此后，伪满政府为了保障军队饮食、提高对副产品的利用，决定将“满洲畜产工业株式会社”转变为集鲜肉和畜产加工、联合经营于一身的中枢机构。为此，1941年11月，“满洲畜产工业株式会社”吸收了“满铁”“满洲畜产会社”的资金，扩大了生产规模。
从“东亚劝业株式会社”到设立独立企业“满洲畜产工业株式会社”，再到将该会社扩建为畜产中枢机构，随着企业规模的逐步扩大，东北牛肉出口到日本海军的业务愈发系统和完备。随之，日本对东北畜牛资源的掠夺也不再限于活牛和牛肉。例如，“满铁”投资“满洲畜产工业株式会社”的目的之一就是获得牛油，而这正是基于牛油可作为车辆润滑油主要原料的军事用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日本海军的人数不断增加，对牛肉的需求量随之加大，日本对东北牛肉加工业的控制也逐渐加强。
总之，近代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的畜牧业科研活动，目的是掠夺畜产资源。日本将掠夺的部分畜产品投入其国内市场满足民用，更多的是配给军队，保障日本士兵的后勤供给。日本对中国东北畜产工业的垄断性、破坏性经营，严重阻碍了东北畜产工业的健康发展，其畜产政策更为其掠夺提供了保障。从“满铁”建立至日本战败的40年间，日本将中国东北作为其畜产资源的“补给基地”而大肆掠夺，给中国东北畜产资源造成了巨大损失。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哈佛大学馆藏近代黑龙江资源史料挖掘整理研究（1906—1945）”（19ZDA22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