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是典型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原发生于鼠类等野生啮齿类动物，人类经由鼠蚤的传播或飞沫传染而引发鼠疫。1910年，满洲里暴发鼠疫，后逐渐蔓延到东北全境，波及关内许多地区。此次鼠疫是飞沫传播肺鼠疫型瘟疫的典型历史案例。
猎捕旱獭导致鼠疫传播
20世纪初，由于新型皮毛加工工艺的出现和流行，原本只被当地居民制成靴子的旱獭皮，经染色加工后成为类似貂皮的畅销产品，行销欧洲，且广受青睐。伴随市场需求量与日俱增，其价格亦随之猛涨。于是，中俄商人及部分官员受经济利益驱使，私自招募华工疯狂捕杀旱獭。大量关内劳工亦随之北上闯关东，加入猎獭队伍之中。
旱獭作为鼠疫杆菌的宿主，种群中经常发生疫情。一旦染上鼠疫，旱獭就会失明、失声、行动迟缓，并被健康的同类逐出巢穴。有经验的猎人一眼就能分辨出猎物是否染病，不会轻易捕获染疫猎物。但是，在高额利润刺激下，那些缺乏经验的捕猎者往往铤而走险，将其皮毛剥下销售，由此形成了“鼠→蚤→人”的跨物种传播途径。
1910年10月25日，满洲里一家客栈首次发现，从沙俄归来的华人捕猎者感染了鼠疫。早在1903年，贯穿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就已全线通车。于是，疫情沿着铁路交通网络迅速向外传播，千里之外的哈尔滨很快出现了相同症状的死亡案例，“染疫病人先发烧，次咳嗽，继以吐血，不敷日即身死，死后皮肤呈紫红色”。
哈尔滨首先暴发鼠疫的地点时称傅家甸（今道外区，时为吉林巡抚管辖），区域内多为闯关东而来的穷苦民众，房屋建筑密集，且垃圾随处堆积，卫生环境恶劣。这些穷苦民众中不乏尚无家眷者，他们往往流连于赌场、妓院、烟馆等密闭场所，从而加速了鼠疫传播。当时，传统治疗手段根本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死亡率一度高达90%以上。
对疫情作出准确判断
疫情初起时，哈尔滨的中俄地方当局曾会商合作防疫，但因双方在防疫理念上存在较大差异等因素，合作最终无法继续。随着疫情蔓延，俄方甚至在中东铁路附属地（今道里区，当时被俄国人控制）内驱逐华人，并派军警隔断与傅家甸的交通。
管辖傅家甸重灾区的滨江关道道员于驷兴焦虑万分，火速奏报东三省总督锡良和清朝摄政王载沣，称“每日死亡率约在百人”，请求朝廷速出良策，应对日益严重的疫情。外务部右丞施肇基建议火速筹备“万国治疫会议”，邀请各国政府指派专家，共研治疗之法。经过其举荐，清政府任命陆军军医学堂帮办、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医学博士伍连德出任东三省防疫医官。12月24日，临危受命的伍连德抵达哈尔滨，随即展开疫病调查工作。12月27日，哈尔滨一家日本旅馆的女主人咳血后死亡。伍连德得知后下令封锁现场，随后与助手对死者进行了解剖，对死者体内各器官进行取样，并成功提取到鼠疫杆菌样本。伍连德据此得出结论：傅家甸存在肺鼠疫流行，该传染病几乎完全由人到人传播，扑灭瘟疫的所有努力应该集中在流动人群和居民中；这是一种不需要通过老鼠传播、直接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传播的新型鼠疫——肺鼠疫。
然而，伍连德的这一判断当时并未得到外国专家的认同。随着疫情愈演愈烈，曾经主持1908年唐山鼠疫防治工作的天津北洋医学堂教授、法国医生梅斯尼（Gérald Mesny）增援哈尔滨，他和很多外国医生均认为，不存在人与人之间飞沫传播鼠疫的可能。因此，如何防治疫情，各方意见不一，僵持不下。伍连德面对外国医学专家的巨大压力，无奈请辞，但得到了清朝当局的挽留。随后，梅斯尼医生被召回。可惜，这位固执己见的法国专家在没有佩戴口罩的情况下，进入俄国传染病房，接连检查了4名病人，不幸染上了鼠疫，病情迅速恶化，6天后被夺去了生命。惨痛的教训和死亡代价，使形势急转直下，出现了出乎意料的防治转机，此后再也无人质疑伍连德的观点。
采取正确防疫措施
伍连德认为，此次集中暴发于哈尔滨市傅家甸的肺鼠疫，在鼠疫的历史记录中前所未见。春节前，闯关东的大量民众出现返乡潮，肺鼠疫依托东北地区发达的铁路等交通网络在更大规模上扩散。因此，制定防疫计划迫在眉睫。伍连德迅速向清政府提出了九条防疫举措，主要包括：严格管制满洲里和哈尔滨之间的铁路交通；派人沿途巡视、检查开放的道路和冰冻的河流；傅家甸当地官员应提供更多房舍，供急性患者用作医院；建立隔离营，收容接触者，包括曾经暴露在感染之中的鼠疫患者家庭成员；密切关注京奉铁路沿线的卫生状况，一旦有鼠疫病例出现，必须采取严格防疫措施，包括建立鼠疫医院和隔离营；邀请俄国当局与中国政府在实施有关措施中进行合作等。
清政府允准了伍连德的建议，自1911年2月2日起，整个傅家甸的交通被完全阻断，并划分为四个分区。每个分区由一名医官大员主持，配备助理、司药生、卫生夫役和警察，逐日巡回检查。一旦发现可疑病人，立刻送到防疫医院，并将其亲属送入车厢改装的临时隔离观察站进行观察，每日上报情况。其所住房屋，用生硫磺及石碳酸消毒。按照收治病人的严重程度，诊病院分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
然而，防疫举措施行初期，染疫人数一直居高不下，并未出现明显下降趋势。伍连德通过早期死亡病例解剖，提取病菌样本进行科学实验，发现鼠疫病菌竟能在尸体上存活3个月之久。而处于隆冬时节的哈尔滨，冻土坚硬，疫亡者的遗体无法深埋，这恰恰是病毒持续肆虐的根本原因。为彻底消除疫亡尸体带来的传染，伍连德大胆上书清政府，希望官方允准焚烧尸体以绝病源。经施肇基上奏摄政王载沣，朝廷下旨：“准许伍医生之请，可依计划进行。”伍连德立即组织由200多人参与的焚烧队，将棺木与遗体分堆，由消防队灌入煤油，进行焚化。自1911年1月30日起，连续多日，共焚烧大约2200具鼠疫罹难者遗体，鼠疫新增病人数目开始逐日下降。
在各级官民的积极努力下，防疫形势日趋好转。为以绝后患，防止鼠疫病人集中居住过的房屋存留病毒，伍连德决定焚烧相关的病屋、街道和医院。至1911年3月1日，哈尔滨再无一人死于鼠疫。到4月18日，这场蔓延了6个月的鼠疫终于被扑灭。此次鼠疫波及东三省、河北和山东，死亡人数达6万余人，其中，傅家甸死亡5693人。
“满铁附属地”的效仿
哈尔滨出现鼠疫后，逐渐通过闯关东的民众向长春、奉天、北京和山东等地蔓延，也传播到日本在中国东北经营的“满铁附属地”之内。1910年12月31日，“满铁附属地”辖区孟家屯与范家屯之间的列车内发现了第一例鼠疫。此后，鼠疫病例在“满铁附属地”各城市均有出现。
所谓“满铁附属地”，是指“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在南满铁路、安奉铁路及其支线占用的中国土地。其中除铁路用地外，还包括市街用地、练兵场、农田和矿区等，是日本对华侵略的基地。由于“满铁”对鼠疫类型及传染源的初期判断失于偏颇，捕杀老鼠这一防疫方法也未能有效控制疫情，致使“满铁附属地”内每天的死亡人数仍呈增加趋势。
随着中方防疫举措收效日益明显，“满铁附属地”开始亦步亦趋地予以效仿。日本大藏省《官报》于1911年2月1日刊载通知，要求对进入大连、旅顺等处港口的船舶进行检疫。此后，日方又陆续出台了防疫措施，对于从奉天以北途经大连最后回到日本国内的大阪商船会社人员进行48小时隔离监控，确保未被感染后发放健康证，凭健康证方可购买船票；禁止闯关东劳工乘坐列车，在管辖的重点地区设置监视所，禁止“附属地”外一切人、车、物入内；对鼠疫感染者家庭进行调查，以防止藏匿或随意丢弃尸体；鼓励提供疫情信息，如发现患者、染疫尸体或意欲闯入交通阻断线者，一经证实，举报者即可领取10元赏金。
此外，“满铁”也在营口、辽阳、抚顺、铁岭、长春、安东等处设置停留所。铁岭等处设置第一、第二停留所，辽阳、安奉线鸡冠山等处设置“满铁”苦力收容所，辽阳、铁岭、长春等处设置隔离病舍。傅家甸焚烧尸体的经验也被“满铁附属地”各机构因袭过来，在抚顺、长春等处建有火葬场。由此可见，伍连德提倡的隔离、分诊、消毒、焚尸等集中应对肺鼠疫的有力举措，也在“满铁附属地”内得到效仿。
1911年3月18日，公主岭出现“满铁附属地”辖境内最后一名鼠疫患者，此后再无新的感染者出现。在数月的疫情中，“满铁附属地”和关东州共报确诊病例228名，且大部分为中国苦力。“满铁”对此次疫情共支出86万日元，同时派遣传染病研究所的北里柴三郎“视察”中国东北疫情状况，并在各地进行了防疫演讲。这一系列医疗防卫举措，绝非是为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而是因为疫情具有强烈的传染性，若不及早控制，将危及“附属地”内日本侨民的安全，损害日本在我国东北的殖民势力经营，有悖于其所谓的“日本人本位”原则。可见，“满铁”在“附属地”采取的医疗防卫措施，首先是为日本人服务的。
疫情基本结束后，清政府调拨专款，积极筹备，1911年4月3—29日，在奉天举行万国鼠疫研究会，共有中国、日本、英国、美国、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奥地利、墨西哥等11个国家参加。伍连德当选为大会主席，并用四种语言主持了会议。奉天万国鼠疫会议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国际肺鼠疫会议，也是中国历史上召开的第一次大型国际科学会议，是中国走向科学现代化的重要一步。正是因为伍连德“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以及发现旱獭于其传播中的作用”，1935年他被推举为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的第一位中国候选人，为国家争得了荣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满铁’附属地问题研究”（17BZS02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