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长征中，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面对强大的敌人，红军与各族人民群众在血与火的战斗中，充分互动、相互信任，创造了人间奇迹，书写了英雄史诗。
红军与各族人民鱼水情深
一部红军长征史，即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长征中，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以广泛的宣传动员以及实际行动，践行宗旨，与各族人民群众建立鱼水深情。
深入各族群众宣传革命真理。红军长征作为一场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斗争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长征沿线民众对红军缺乏了解，特别在国民党反动宣传下，民众对红军产生了恐惧情绪。因此，要贯彻执行群众路线，首先就要宣传群众，让群众对党和红军有正确的认识。为此，党和红军高度重视群众宣传工作，一面行军打仗，一面用丰富多样的宣传形式广泛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标语口号作为一种重要的宣传手段，在宣传党和红军主张、争取群众、瓦解敌军等方面作用显著，红军领导机关高度重视标语口号的书写宣传。红军在长征沿线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红军标语，有的用墨写，有的用石刻，形式多样，数量众多。这些标语内容广泛，言简意赅，如指路明灯在群众中产生了重要作用。
关心群众疾苦，帮助沿途贫苦群众。在贵州黔东南剑河县，面对当地群众的贫苦状态，长征中的党和红军领导人忧心如焚，解囊相助。当看到路边饥寒交迫的老妇和儿童时，毛泽东解囊相助，“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布被单一条，授于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红军长征经过的贵州各地缺乏食盐，价格昂贵，普通老百姓吃不起。红军没收了土豪的盐巴分给当地穷人。红九军团在毕节瓢儿井一带分盐巴，方圆几十里的穷人都来领盐巴，大家扶老携幼，喜气洋洋。红军帮助当地群众治病，甚至牺牲生命。如流传至今的遵义“红军菩萨”故事即是这种军民情深的生动诠释。红军卫生员龙思泉为了给穷人治病，被地方反动武装杀害。老百姓怀着悲愤之情安葬烈士，并称此坟为红军坟。
严守纪律，切身维护群众利益。红军长征中以实际行动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时处处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在广西龙坪，广西军阀派特务和地痞在红军宿营地放火，然后嫁祸于群众，污蔑红军杀人放火，企图破坏红军与当地群众的关系。红军一方面奋力抢救受害群众，严惩纵火犯，揭穿敌特阴谋；一方面发放救济款。仅在龙坪寨一地，红军就发放救灾光洋两千多元。在四川川南，红军在行军途中，饥饿难忍，看见叙永城郊营盘山上一片橘子林，但始终没有一个战士去摘，“营盘山上橘子红”的故事在当地流传。在四川藏区，红军长征部队出现严重缺粮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党和红军坚决奉行对普通群众的公买公卖政策，采取措施不损害群众的利益。如《关于收割番民麦子问题的通令》明确规定：“收割普通人的麦子，必须将所收数量，为什么收麦子的原因等，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来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价钱。”
践行民族政策，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就有隔阂，再加上国民党统治者的反动宣传，少数民族对共产党及红军缺乏了解，甚至存在误解。红军在长征中善于把马克思列宁关于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运用于实际环境中，大力宣传践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广西、贵州苗民居住区，红军颁布法令，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维护苗民利益。1934年12月24日，中央红军颁布《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在云南、四川、西康藏区，尊重藏区群众的喇嘛信仰。如红二、六军团进入云南中甸藏区，领导人贺龙带头积极宣传践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亲临中甸喇嘛寺，向藏族僧侣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并题赠“兴盛番族”的红布横匾。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藏区就曾把调查到的藏区风俗习惯、历史沿革、社会制度、土质气候等情况编印成《情况通报》，供干部执行政策时参考。在甘肃、宁夏回民居住区，红二十五军充分尊重回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为此颁布“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红军领导吴焕先政委还召集当地知名人士和阿訇开座谈会，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的政策。
武装各族群众，指明了翻身解放的道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革命的政权需要革命的武装来捍卫。中央红军转战黔川滇期间，以红军战士为骨干，建立了数支游击队。如活跃在赤水河畔的黔北游击队、赤水河游击队；转战于川滇黔边区的川滇黔边区游击队；奋战在娄山南麓的遵湄绥游击队等。上述各游击队，在脱离主力红军后，坚持对敌斗争，或被打散失败，或后来追随红军长征，或坚持到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这些川、滇、黔边区的革命武装斗争坚持12年之久。他们高举党的旗帜，在与敌人的顽强斗争中，在物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坚持开展各种形式的革命宣传，传播革命的声音，唤起民众进行斗争。最后幸存下来的红军游击队干部、队员，历经艰难曲折，分散隐蔽下来。之后，他们有的参加了中共地方党组织，继续地下斗争。
军民一家共同创造历史伟业
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长征唤醒了沿途各族群众，各族群众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的支持，这是红军能够不断化险为夷、取得长征胜利并开创革命新局面的重要因素。
长征沿途各族群众欢迎红军、宣传红军。中央红军进入黎平、遵义等城时，得到了各族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可谓盛况空前。陈云指出红军在贵州遵义驻留期间，最大的收获之一是“莫大于收获人心”。红二、六军团长征经过云南鹤庆、丽江各地时，得到了滇西各族贫苦群众的热烈欢迎。1936年4月红军战士进入鹤庆，沿路村寨都有人给红军递茶送水，接待红军。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进入四川冕宁县时，得到了冕宁各族群众的热烈欢迎。红军先头部队进入冕宁城，在街上露宿。随后，有人在街上鸣锣高声喊道：“家家点红灯，点灯迎红军。”于是寂静的冕宁城灯火辉煌，人声鼎沸。曾经和中央红军将领刘伯承“彝海结盟”的彝族沽鸡家支的头领小叶丹，在红军走后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尽力保存“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旗帜。小叶丹的妻子在他死后，想方设法保护这面体现党的民族政策的队旗，一直到新中国成立。
各族群众冒着风险给红军当向导。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黔东南时，各族贫苦群众把红军当作自己的亲人。红军走时，有很多群众去带路。如刘八元给红军带路到新寨屯，张月清带路到台江的革东。为了保证红军所请向导的利益，红军机关报《红星》报专门发文，要求红军各部队请向导请运输员，一定要用现洋，没有现洋也须用银器等代替。红二、六军团长征转战康南藏区时，当地僧俗各界积极为红军带路，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36年红二军团穿越康南地区进入巴塘县境时，部队缺粮。拉波见红军在缺粮情况下仍然官兵一致，对群众秋毫无犯，非常感动。他不仅积极帮助红军筹粮，还主动要求为红军带路、当翻译，一直把红二军团从巴塘送到甘孜。返回途中壮烈牺牲，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各族群众为红军提供粮食及各种物资。红军长征在遵义期间，获得了长征以来的最大一次物资补充。遵义各界群众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遵义畅达印务局经理黄炳辉，集中全力为红军翻印文告，如《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等，给党和红军的宣传工作以重要帮助。红军长征到毕节大定时，通过打土豪、分浮财，贫苦群众由衷地感谢红军，主动给红军领路，挖土豪转移的粮食和私藏的枪支。大定100多名缝纫工人用10多台缝纫机，为红军部队赶制了1000多套军服、100多条棉被和近千条子弹袋。红军到甘孜藏区后，废除了国民党的苛捐杂税，解放了康区人民，康区藏民视红军为“菩萨军”，把红军当作亲人。丹巴各族人民群众节衣缩食，尽全力支援红军。仅1935年10月至1936年1月的3个月当中，丹巴群众就为红军筹集粮食34万多斤。
救治红军伤病员，踊跃参加红军。红军长途行军作战，缺乏后方依托，伤病员的救治与安置工作是最艰苦的工作之一，其中各族群众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位红军营教导员生病之后在贵州老百姓家得到很好的照顾，身体恢复后顺利归队，称“那家老乡很好，关心他、照顾他，给他的药按时吃了，在老乡家睡了两夜一天，病就好了”。觉醒的各族群众踊跃加入红军队伍，壮大了红军的有生力量，如红军长征在黔北期间，即扩充5000多人。正如陈云所言“此辈均系川黔滇籍之贫民或退伍者，对于川滇黔之地方情形均熟悉。此辈加入红军，对于红军有莫大之作用”。红九军团长征转战云南会泽期间，扩红一千四、五百人，还单独成立了新兵营。红军长征过藏区时，有不少藏民参加了红军。藏族青年天宝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被称为“披着袈裟当红军”。
正是依靠各族群众的大力支持，红军克服了无后方的陌生环境，克服了长征沿线环境险恶、物资缺乏、不断减员等各种困难，并且战胜了艰苦的自然环境，取得了战略转移的胜利。长征的胜利，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宗旨的力量，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克服困难、赢得胜利。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红军长征与西南社会政治生态研究”（16JJD770047） 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