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重要的建设时期,也是国共之间的激烈军事对抗时期,双方除激烈军事对抗之外,舆论宣传攻势亦非常强烈。
红军宣传工作的主要内容
红军长征中的宣传工作主要包括对红军宣传、对群众的宣传、对敌宣传三个部分。
对红军指战员的宣传,主要是鼓舞士气,指明红军的军事战略,明确红军的前进方向。如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期间,在遵义枫香坝绘制宣传画,画中山头高插“运动战”的旗帜,旁书“把红军运动战特长最高度发扬起来”,反映了遵义会议后,红军回归了正确的军事路线。
对沿途各族群众的宣传,主要是向长征沿线各族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方针政策,唤起民众,使广大人民群众从敌人的反动宣传中解脱出来。如1935年5月,为宣传民族政策,保证部队顺利通过彝族区,抢渡大渡河,由陆定一撰写、红军总司令朱德签署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称“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用六字格言的形式,生动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政策的基本主张。
对国民党军及其地方军阀部队的宣传。主要是瓦解敌人,开展统一战线。如遵义战役是红军长征中取得的最大胜利,歼灭俘虏了大量敌人。长征亲历者黄镇绘制了反映遵义大捷的漫画。红军干部对被俘白军进行宣传,一大部分白军参加了红军。又如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3月10日发布《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告国民党士兵书》,指出国民党士兵大部分是穷人出身,为国民党作战不是为国为民,而是祸国殃民。说明红军是工人、农民和苏维埃政府的军队,欢迎白军士兵来当红军。
红军宣传工作的特点
党和红军领导重视,全员参与宣传工作。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重视宣传工作,做了充分的宣传准备工作。印刷了大量的宣传品如《十大政纲》《土地法》《劳动法》以及宣传红军宗旨、抗日等方面的布告等。陈云在向共产国际作的《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中指出,红军上至领导下至普通战士都参与到标语宣传工作当中,每一个红军战士都随身带有一截粉笔,他每天至少要在走过的地方写三条标语。
宣传工作对象广泛,内容全面,影响深远;宣传工作对象全面,包括红军指战员,沿途各族群众,以及白军官兵;宣传时段全覆盖,包括行军途中的宣传,使红军指战员振作精神、不怕苦、不掉队;战前和战斗中的宣传鼓动,使部队明确战斗任务和意义,发扬不怕流血的精神,保证战斗胜利;宿营中的宣传工作,主要是在宿营时表彰好人好事,总结交流战斗经验或针对部队行军、作战、生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宣传工作。宣传内容全面,包括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宗旨;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红军的内部团结等。
宣传工作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红军长征中宣传形式多样,有文字的标语、口号、布告,有形象的漫画,也有口头语言的诗歌、戏剧等。红军在长征途中留下的标语口号更是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如遵义会议纪念馆收藏的红军标语。
红军宣传工作针对性强,通用性和针对性结合。红军的宣传工作不是机械的、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沿途不同的政治环境发生变化。除了通用性的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宗旨的标语文告之外,红军在西南西北不同地区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设计了新标语口号,扩大宣传效果。如1935年6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颁布了《渡过大渡河后适用的标语口号》,针对四川军阀的苛捐杂税、压迫少数民族等问题,提出了新的标语口号。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红军针对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多次发布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强调必须进行深入的关于少数民族情况的调查,并依据这个发布切合于某个少数民族的具体的宣传品、布告、传单、图画、标语等。
红军宣传注重理论宣传与实践相结合,言行一致。再好的宣传,如果不在实际行动中得以体现,就等于空谈。红军长征中宣传工作的特点,或者说红军宣传工作能够发挥作用,关键一点是红军做到了理论宣传和革命实践的相统一,无论是党的领导人还是广大红军战士,都能自觉践行宗旨,为群众做好事、做实事。红军长征在川南,每取食群众一根萝卜,就在萝卜坑里放上一枚铜圆,广为传诵,就连蒋介石也大为感叹,要求国民党军队效仿红军此举,爱护民众。遵义红军山上的红军坟及红军菩萨的故事,也生动说明,红军愿意用鲜血和生命为群众办好事、做实事,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永恒的丰碑。
红军宣传工作的意义
红军长征中卓越的宣传工作,鼓舞了军心,唤起了长征沿途的各族群众,为红军长征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毛泽东在长征到达陕北时指出: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言书。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长征是一次唤起民众的伟大远征。
红军长征宣传了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让各族群众认识了党和红军,从此,各族群众和红军心连心。如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贵州省锦屏县时,侗族青年杨和钧看见红军宣传的布告、标语,深受鼓舞,他积极救助照顾红军伤员,并帮助已康复的红军战士追赶部队,最后被反动派杀害。他曾写下“板壁上的指南”等诗作,表达对红军的情感。
红军长征也宣传了抗日救国的主张,为危机中的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开创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舆论基础。正如程子华在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回忆中指出:“沿途的群众,从我们北上抗日的行动中,看到了挽救民族危机的希望;还从我们严明的群众纪律上,加深了对红军的认识,从而大大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意识。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克服了转移途中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理论在长征中的实践研究”(16JJD770046) 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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