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下简称“陀氏”）的思想遗产中，书信文本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价值与意义丝毫不亚于其长篇小说和《作家日记》。这里所指的书信文本，主要包括陀氏本人的通信（包括便条、字据、委托书、简要陈述书、申请书、协议书、合同等）、书信体小说以及小说创作中包含的书信文本。阅读并研究作家的书信文本，不但有助于深刻理解他的一些大部头思想小说，还能全面把握作家对某类特殊文体的继承与创新、创作和生活的心路历程以及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
被“冷落”的陀氏书信文本
长期以来，在陀氏“五大思想小说”（《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以及《死屋手记》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中长篇小说耀眼光芒的映衬下，其书信文本的重要性或多或少受到遮蔽，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独立的思想史意义被偏废或忽略，评论界往往是结合书信来研究其小说创作和思想发展；二是由于零散与琐碎，书信文本特别是作家私人通信的修辞学和叙事学价值未得到足够重视。
集中论述陀氏私人通信的研究，当属苏联科学院版30卷33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全集》（1972—1990）中最后3卷6册书信部分的题解与注释。编注者指出，陀氏的书信尤其是他获得广泛知名度后的书信，对研究《卡拉马佐夫兄弟》创作史“的的确确是一个无价的史料来源”，“西欧和俄国现实中轰动一时的问题总是吸引着作家，它们在其书信中得到了广泛的反映”。陀氏书信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书信有时是作家内心活动和总体印象的唯一史料，比如，对围绕普希金雕像揭幕仪式而举办的普希金纪念大会的所观所感，只反映在陀氏与妻子的私人通信中，作家在此期间与妻子的“这些通信是1880年普希金纪念活动绝佳的大事记”。题解认为，《作家日记》中有些观点最早就来自于其私人通信。比如，按照作家的预判，俄国社会的阶级敌对在19世纪末会表现为不同民众的道德—宗教立场和社会“思想”之间的冲突，这种观点其实来源于作家在书信中所担心的以犹太富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对俄国社会越来越大的作用与影响（1877年致阿·格·科夫纳的信）。由此可见，书信对分析小说和阐释思想的作用不可代替。然而，受篇幅和体例所限，这些题解十分简短，注释也只局限于每一封书信，未有详细而系统的综合研究。
此外，俄罗斯学者谢夫佐娃的文章《论陀氏书信中的复调主义和独白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2004）主要从叙事学角度研究作家的书信，她认为陀氏的书信同时包含注重对话的复调特点和排斥对话的独白特性，往往以三种形式呈现出作家或收信人与第三方的交往形态。谢夫佐娃在其副博士论文《陀氏遗产中的书信文体》（2004）中指出，陀氏的书信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既缘于书信是“类文学”文本，也由于作家不止一次地对收信人说自己不喜欢也不擅长写信。谢夫佐娃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陀学研究中书信研究的空白，但其研究对象仅仅局限在作家的通信和书信体小说，且只使用修辞学和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同样，俄罗斯学者梅列申科在其副博士论文《陀氏个性与创作研究语境中的作家书信》（2004）中，将作家的书信作为一种文体和笔法来研究，认为书信创作是作家自我表达的一种形式。这种文体学加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尚不能充分挖掘书信文本在作家创作中的作用与地位。
伊戈尔·沃尔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年》（1986）、《生于俄罗斯》（1991）和《权力变形记：18—19世纪对俄国帝位的未遂图谋》（1994）等专著及文章中，通过作家通信及其他档案，较为详细地追溯了陀氏与沙皇王朝成员们的交往史，还原了其成为沙皇一家座上客的真正原因。但沃尔金的解读和史实还原常常摆脱不了较强的猎奇性质，其研究也未能兼顾书信文本的诗学和思想史意义。
欧美陀学界对陀氏书信研究的不重视情况，与俄罗斯大体相似，且英语世界先是零星选译了作家的书信以及作家与妻子的书信选。如S.S.科特连斯基编辑和翻译、伦敦查托和温德斯出版社1923年出版的《书信和回忆》（Letters and Reminiscences），伊丽莎白·希尔和多丽丝·穆迪译自俄文、伦敦康斯塔伯出版社1930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妻子的信》（The Letters of Dostoyevsky to His Wife）。较晚才译出了作家的全部书信，这就是大卫·洛和罗纳德·迈耶编辑、翻译，1988—1991年由美国安娜堡阿迪斯出版社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全集》1—5卷（F. M. Dostoevsky. Complete Letters. Vol.1-5），该书附有译者对书信的简介。
难点与挑战：草蛇灰线的历史痕迹
陀氏的书信体小说以及小说创作中的书信文本相对固定，有利于开展研究工作。苏联科学院版《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全集》第28—30卷发表了作家与原始手稿核对过的925封私人书信、43封官方书信、15封集体书信，并透露了尚未找到的379封信的信息。译文较为完备的中文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2卷为作家书信（郑文樾、朱逸森译），共收入了356封。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基本沿用河北教育出版社的译本，书信部分基本相同，但中译本的选译量仅约为陀氏全部书信的1/3，未能全景式展现作家生活与创作的心路历程。
因此，对已出版书信的版本比勘、异文对照、涂抹原因的考察，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作；对整体书信文本的爬梳剔抉，对书信中草蛇灰线的历史痕迹的“文学考古”，都需要花一番硬功夫。笔者以为，可以集中于以下几项对陀氏书信文本进行梳理和考察：1.结合新发现的档案资料，对陀氏私人通信的整体现状作一番细读式梳理，包括收信人与作家的关系、书信存灭情况与书信本身属性的关系，并对为学界所知的近1400封书信按照一定方法进行分类。2.对作家早期书信体小说与作家书信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陀氏书信体小说（以《穷人》和《九封信组成的小说》为代表）跟欧洲小说史上书信体小说的承继关系，确定其赋予书信体小说体裁的独特贡献。3.对作家1864年前后的书信文本作详细考察，特别关注作家生活中的大事件（如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被捕与被流放、西伯利亚时期、返回城市、主编刊物、创作七部长篇小说和两部随笔、参与文学论战、参加社会活动等），从一些细节对文学与生活事件进行考古式还原。4.将陀氏的创作与生活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结合当今世界流行的“微创作”风潮，充分挖掘陀氏书信文本的文体学、诗学和思想史价值，并指出其对后来俄苏文学中书信体作品的影响。
研究陀氏的书信文本，要结合原始文献进行辨识、梳理和分析，考察书信文本初稿与定稿的区别和缘由，研究书信文本创作的具体历史语境。所以此项研究将既涉及校勘学、版本学、文体学方面的知识，也会提升书信文本的诗学价值和思想史意义的高度。关于陀氏书信文本的综合、系统研究，可资参考的现有成果一是较少，二是研究内容比较琐碎零散，且陀氏书信的体量甚大，再加上便条、委托书等其他类书信的文本，研究对象可谓十分驳杂。而且这项研究将会采用文献细读、版本校勘、文本分析（外部分析和内部分析相结合）等多种研究方法。这既是此项研究的难点和挑战，也是其学术价值之所在。
跨学科、讲通识：书信文本研究新范式
随着外国文学研究由文学走向文化研究、走向跨学科研究的大趋势，书信文本作为文学文本和历史史料的双重特点，决定了它在大文化研究中的不可或缺性。从文学性角度来看，书信作为一种文本或亚文本，有时既是一篇可以独立的文学叙事或文学作品，有时还是一种别致的文学体裁；从史料学方面而言，书信既可以是历史的“下脚料”，可以用来解释作家的创作冲动，说明创作过程中的思想博弈，还可以成为重塑几乎已被遗忘的史实的主料。如在文学可以代替历史、哲学的沙皇俄国的特殊时期，历史事件往往借以文学作品的书写而得以青史留痕，比如俄国历史上的“涅恰耶夫案件”就因为《群魔》而形成轰动效果。
目前，陀学研究跟整个外国文学研究界的动态基本同步，已进入到跨学科、讲通识、内外部研究相结合的阶段，出现了诸如文学图像学研究、文学地理学和文学考古学等新的研究范式。相对于对陀氏书信文本的零散、未成系统、不全面的研究，国际陀学界亟须对作家书信文本开展系统研究，形成专著。研究作家的书信文本不仅是对汗牛充栋的作家小说与思想研究成果文库的有益补充，也表明研究者对陀学研究的发展态势与学术前沿的敏锐把握，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综上，从如今纸质书信的骤减和书信呈变体发展的大趋势来看，有几点任务迫切需要学界合力推动和完成，以便形成一个书信文本研究的新范式：首先，对经典作家思想遗产的全面研究而言，书信研究不仅必不可少，还要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给予充分的重视；其次，研究书信时不妨将书信文本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互相渗透，研究方法亦可进行适当转换，既要重视私密书信的文学性，也要挖掘小说中书信文本的历史意义；最后，希望能以此为契机尽快推出陀氏书信的全译本，或著成《书信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之类的特殊传记，以嘉惠学林。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文本研究” （19BWW04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