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古称槜李，直至清代，还沿用为嘉兴的别称、雅称。这部《槜李诗文合集》就是自古至清末嘉兴一府七县传世诗文的汇编。

　　一个地方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主要取决于该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自秦朝推行郡县制并实行中央集权制度以来，一地是否设置行政区域，行政区域的等级、辖境、稳定程度、存在的时间，治所的实力和影响，与相邻政区、上级政区及朝廷的关系，决定了其政治地位。

　　周敬王二十四年（前496），越国在槜李战胜吴国，槜李因此而为史籍所记录，成为嘉兴地区迄今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最早的地名之一。如果说这还带有一定的偶然性，那么到秦朝已设置了由拳、海盐两县，就足以证明这一带开发程度的成熟和在会稽郡中的地位。但秦汉期间此两县所处的江南（江东）还属于未得到充分开发的落后地区，“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这里的“江南”虽主要是指今长江以南的湖南、江西，但长江下游的南面更甚。两县离会稽郡的治所吴县（今江苏苏州）虽近，却远离首都咸阳、长安，处于全国的边缘。从海盐县的得名看，这里显然是海盐产地。但食盐的产量取决于人口的需求，由于这一带处于经济活动和商业网络的末端，其地位远非后人想象的那么重要。

　　东汉末孙氏割据江东，进而建立吴国，定都建业（今江苏南京），拉近了两县与政治中心的距离，加上南迁人口的需求，刺激了这一带的开发和发展。由拳县的南境和海盐县的西境被析置为盐官县，这不仅是县级行政单位的增加，而且从“盐官”的命名可以看出其特殊意义。可以推断，孙吴政权在这个新县中设置了管理和经营盐业的官员或专门机构，当地盐业已纳入孙吴政权的直接管理，营销区和销量都已扩大。黄龙三年（231），因县内“野稻自生”，被吴大帝孙权视为祥瑞，改由拳为禾兴。无论野稻自生真有其事，还是人为制造的“祥瑞”，都反映了当地稻作农业的发展。而能够得到君主的格外重视，正是因为满足了当时对扩大农业生产的迫切需求，也证明发生此事的地方因靠近政治中心而易引起高层的关注。赤乌五年（242），禾兴改名嘉兴，更加强了此事在当时的持续影响和孙吴政权重视以稻作为主的农业生产的象征意义。东晋、南朝定都建康（建业改名），且持续二百多年，嘉兴一带已被视为“三辅”（西汉时首都长安周围三个朝廷直属政区），其近畿地位更加巩固。

　　隋朝一统南北，全国政治中心又回到长安，但大业六年（610）重浚江南河为嘉兴提供了新的机遇。江南河北起镇江，经嘉兴南至杭州，镇江以北又经江都（今江苏扬州）而入邗沟，过淮河经此前大业元年已开通的通济渠直达洛阳。此前嘉兴只是江南水网中的一个枢纽，此后已成为南北交通要道上一个重要节点。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使朝廷加强了对江南的粮食和物资的征收，也增加了对江南进一步开发的压力和动力。唐天宝十年（751）析嘉兴县东境与海盐、昆山县部分辖地置华亭县（治今上海松江），就是顺理成章的结果。

　　唐朝后期，朝廷对江淮和江南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北方文人对江南的赞誉声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具体。“江南好”的景观描述虽集中在杭州，但江南的实际概念无疑兼指与杭州毗邻地区，包括嘉兴一带在内。五代吴越割据，杭州成其国都。后晋天福三年（938），于杭州、嘉兴间置崇德县。天福五年，吴越王钱元瓘奏请置秀州，辖嘉兴、海盐、华亭、崇德四县。吴越此举无疑是为了增加自己辖境的建置，但入宋后秀州并未撤并，说明秀州本身已足以承担州级政区的功能。五代后期或北宋初，在华亭县境内的上海浦畔形成一个聚落，得名上海。北宋天圣元年（1023），上海已成为繁荣的集市、酒交易中心，因而设置了专征酒税的上海务。

　　南宋以杭州为行在所（临时首都），这是嘉兴距首都距离最近的阶段，也是空前的发展繁荣阶段。“天上天堂，地下苏杭”，曾属苏州、地处苏杭之间的秀州自然也在天堂的范围。南宋庆元元年（1195），因宋孝宗诞生于此，秀州升为嘉兴府。嘉定元年（1208）升为嘉兴军节度，显示其近畿大州的地位。

　　元灭南宋的过程中，江南未发生多少战事，入元后依然是全国经济重心所在。杭州虽失去政治中心的地位，商业、服务业也不无影响，但仍属经济发达地区。嘉兴府则因受影响较杭州小，地位反有所提升。至元十四年（1277），所辖华亭县另置为府（次年改称松江府），辖境缩小逾半，但此前一年已升为嘉兴路总管府，隶江浙行省，政区级别与地位并未有影响。

　　明太祖建都应天府（今南京），洪武初将嘉兴划归京师（首都北迁后改称南京、南直隶），这是嘉兴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成为首都直属区，最贴近全国政治中心。但因浙江辖境太小，洪武十四年（1381）嘉兴府又改隶浙江布政使司。然而，嘉兴府的繁荣并未受到影响，其所属四县的户口、赋税已高于平均水平。宣德四年（1429），析嘉兴县西北境置秀水县，宣德五年析嘉兴县东北境为嘉善县、析海盐县置平湖县、析崇德县置桐乡县，形成一府七县的格局，延续至清末。自此，嘉兴府在浙江省的地位一直仅次于省会所在的杭州府。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嘉兴府的户数、丁口数、田亩数、额征田赋各项都高于杭州府。1843年上海开埠，并迅速发展为中国和东亚最大的工商城市。嘉兴又因与上海距离近，水陆交通便利而受益，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一个地方的文化进步水平，长时期而言，是与经济同步的。但是否出现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一流文化成果，特别是在文学艺术领域，则取决于能否出现并造就天赋高的人物。这些人或系本地产生，或出现于移民及其后裔之中。自两汉之际、东汉末三国、永嘉之乱后至东晋南朝、安史之乱至五代、靖康之乱至元朝，一次次的人口南迁中，大批素质较高的人口迁入南方，包括嘉兴在内的江南是主要受益地。定居在嘉兴的北方移民，在一个经济繁荣、生活安逸、文风蔚然的环境中子孙繁衍，科第连绵，产生了更多的官员、学者、文人，也有更多著述诗文传世。

　　一个地方的学术文化成果能否最大程度地保存至今，还有赖于前人的收罗汇集、出版传播，尤其是本地先贤持续不懈的努力。所幸嘉兴代有贤人，传统不绝。现存宋元方志不足百种，其中就有《至元嘉禾志》三十二卷。明天启年间，海盐知县樊维城主持编刻的《盐邑志林》创汇刻邑人著述之先河，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郡邑类丛书。明清两代更注重汇编地方文献，嘉兴府有康熙年间沈季友辑《槜李诗系》四十二卷，又有《续槜李诗系》四十卷、《槜李遗书》二十六种等；平湖有《当湖文系初编》；海宁、海盐有《海昌丛载》《海昌六先生集》《武原先哲遗书》等；至于乡镇、家族之诗文汇编更是不计其数。光绪《嘉兴府志·经籍志》收录历代邑人及寓贤著述就有2201家，著作4486种。1937年王蘧常《补续许氏嘉兴府志经籍志初稿》又增加作者92家，著作287种。

　　沈季友所辑《槜李诗系》四十二卷，后收入《四库全书》。胡昌基所辑《续槜李诗系》四十卷，在其卒后七十余年，宣统三年（1911）由邑人葛嗣浵、金兆蕃等资助刊行。王成瑞所辑《再续槜李诗系附鹦湖词识》，于前几年古籍普查时方被发现，现藏于上海图书馆。

　　光绪年间，陈其荣曾辑《槜李文系》六十卷，未成。忻虞卿辑汉代以降嘉兴府属七县邑人著作，共得作者1237人，文章1907篇。1921年起，先后由葛嗣浵、张元济、金兆蕃主持，续编增补《槜李文系》，辑成八十卷，计作者2354人，文章4041篇。原稿在抗战期间为日伪劫掠，历尽艰险而幸存，现收藏于上海图书馆。

　　在上海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支持下，嘉兴市图书馆将《槜李诗系》《续槜李诗系》《再续槜李诗系》与《槜李文系》等合为《槜李诗文合集》，影印出版。三百年来梦想竟成，二千载间诗文毕集，欣逢改革开放盛世，终成文化建设硕果。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