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与断代史是历史撰述的两种主要形式，而有关通史与断代史认识之分歧，由来已久。在汉代，旨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撰写了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叙述自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之时的中国历史。班固不赞成《史记》有关汉代历史的处置，在他看来，“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司马迁将其“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未能突出汉代的历史地位。班固所撰《汉书》断汉为史，“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以彰显汉代“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后汉书》卷40下《班彪列传》附《班固传》），成为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此后，学者或重通史编纂或主张断代为史，莫衷一是，马班优劣，聚讼纷纭。刘知幾推崇断代史，反对通史，指责通史“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史通》卷1《六家》）。郑樵则主张通史，抨击断代史。其表彰司马迁深谙“会通之旨”，能“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指责班固“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遂使“会通之道，自此失矣”。同时，对扬班抑马的史家提出批评。“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刘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马！”（《通志·总序》）章学诚倡导撰述通史，一方面通过对郑樵所提出的“通史之义”的阐发，提炼出“通史家风”这一概念。另一方面针对刘知幾所谓通史类史书“事罕异文，语饶重出”之说，指出“史书因袭相沿，无妨并见；专门之业，别具心裁，不嫌貌似”，通史之可贵在于“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并提出通史编纂有六便二长（《文史通义》卷4《释通》）。综观学者有关通史、断代史的论争，不难发现，这种论辩反映出史家撰述旨趣与考察历史视野的差别。旨在“通古今之变”的史家，着眼于会通，因而主张撰写通史；属意于“包举一代”的史家，重在综一代之兴废，故要求断代为史。

　　通古今之变与通史撰述

　　“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标之一。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就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所谓“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就文献的搜集与整理而言的，要求将《六经》异传、百家杂语熔铸为一家之言。而“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就考察历史的视野而言的，要求将历史现象视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考察其发展变化。因此，必须将历史作为一个发展的过程来把握，探寻其发展变化之理。“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计轩辕，下至于兹。”（《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至于汉代历史，在司马迁看来也不过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

　　章学诚曾称赞《史记》“范围千古、牢笼百家”（《文史通义》卷5《申郑》），从历史撰述范围和文献采撰两方面，肯定司马迁奠定了通史规模。此后，志在“通古今之变”的学者多致力于通史撰述，形成了“通史家风”。杜佑旨在“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撰写了典章制度通史《通典》。马端临认为“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应以“融会错综、原始要终”的方法，推寻出“其变通张弛之故”，在杜佑的基础上撰写了《文献通考》。郑樵强调“会通之义”，决心汇天下书为一书，撰写贯通古今的通史《通志》。当代学者考察中国古代通史传统时，曾指出：“不通古今之变，则无以言通史”（施丁：《说“通”》，《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2期），并将“通古今之变”视为通史精神（刘家和：《论通史》，《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反过来也可以说，只有具有“通古今之变”情怀的史家，才会致力于通史撰述。

　　20世纪，史家将“通古今之变”的撰述旨趣发展为在历史的沿革流变中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因此也主张撰写通史。在他们看来，通史能够显示社会进化发展原理，激励国民爱国情感，而断代史难以实现这一目标。章太炎指出：“窃以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章太炎：《致梁启超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中华书局1997年版）许之衡甚至将以朝代为断限的断代史等同于帝王之家谱，“断代者，徒为君主易姓之符号，是朝史而非国史也。谓为二十四朝之家谱，又岂过欤”（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1905年第6期）。梁启超在20世纪初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主义之发达。他认为以一朝为一史是帝王家谱，非国民运动之史，“《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20世纪，不少史家将撰写一部理想中国通史作为自己的追求。从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撰写中国通史，到白寿彝多卷本《中国通史》出版，史家撰写了一百多部中国通史著作。

　　究一代之始末与断代为史

　　班固在《汉书·叙传》中指出：“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漠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汉书》卷100下《叙传》）这是说，唐虞三代之所以能扬名后世，是因为有典籍记载其功绩。对于“汉绍尧运，以建帝业”如此伟大的功业，应以如椽大笔予以记述，使“巍巍乎其有成功”的大汉，也能“焕乎其有文章也”。因此，他把“宣汉”并以此论证东汉王朝的合法性作为撰述宗旨。为凸显大汉之功绩，他断汉为书，将纪传体通史改为纪传体断代史。

　　刘知幾对《汉书》极为推崇，指出：“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不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赅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史通》卷1《六家》）他从两个方面肯定了《汉书》的成就：第一，完整地记述了一个朝代的历史。此前的史书，无论是《尚书》《春秋》，还是《竹书纪年》《史记》，都未能做到这一点，这是班固的创举。第二，叙事严谨，内容丰富，便于学者研讨。这是相对通史而言的。《史记》“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自梁武帝撰《通史》以来，这类史书“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史通》卷1《六家》）《汉书》叙事严谨，文赡事详，故而学者寻讨易为其功。《汉书》因有这样的优点而成为后来史家的楷模。东汉末年，荀悦将纪传体断代史《汉书》改为编年体断代史《汉纪》。《汉纪》“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旧唐书》卷62《李大亮传》），颇受欢迎。

　　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断代史成为历史编纂的主要表现形式。刘知幾将这种现象概括为“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并认为“后来作者，不出二途”（《史通》卷2《二体》）。刘知幾偏爱断代史，将眼光局限在班、荀二体上，不能预见史学表现形式的发展，故而认为“后来作者，不出二途”。但他所说的“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则是对唐初以前史学发展的总结。杨翼骧指出，断代史适合中国历史王朝兴亡变化的特点，且断代史搜集材料较方便，故而《汉书》之后，断代史不断出现（《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时之所宜与才之所长

　　唐代学者皇甫湜在《编年纪传论》一文中，针对有关编年、纪传二体优劣的争论，指出：“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同。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这是说，采用编年体还是纪传体专史，应依据实际需要和史家自身的特点，不必拘泥。这虽是就纪传、编年体而言的，亦可以借之来衡评通史与断代史。史家撰写通史或断代史，也是“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

　　一般说来，通史的编纂往往出现在社会发生显著变化之后，巨大的社会变化需要思想家、史学家予以解释。司马迁《史记》、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都试图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从史学发展来看，到一定阶段，也会出现撰写通史的要求。司马光指出，自司马迁、班固以来的史书，“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司马光《进书表》）《资治通鉴》的编纂即是为解决读史繁难问题。20世纪40年代，王袍冲指出：“现在是中国通史的饥荒时代，一方面因为这一百年来，内忧外患，相继不绝，国家天天在惊涛骇浪中，有时候痛定思痛，都想翻翻前史，以为当前的借镜。一方面因为西洋的新史学，已经灌输进来，一切旧史，举不足以应时代的需求，厌学者的欲望。”（王袍冲：《理想中的中国通史》，《大学》1942年第1卷第9期）这是从社会需要和史学发展，说明20世纪前期史家撰写中国通史的迫切性。通史“其例综括千古，归一家言，非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熔铸，则难以成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志》），对史家在才、学、识方面都有很高的要求。只有具备通识的史家，才能写出通古今之变的通史。通史的撰述不仅系于“时之所宜”，而且系于“才之所长”。

　　断代史也是时代的产物，如班固断汉为书，是“宣汉”这一时代要求在史学上的反映，正如陈其泰所言，“时代召唤‘汉书’出世”（陈其泰：《再建丰碑——班固和〈汉书〉》，三联书店1994年版）。漆侠论及断代史的撰述时，曾指出“只有真正能够盱衡一代，将一代政治经济文化作为统一整体，从其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中论述其发展，才有可能写出一部较有深度的断代史”（漆侠、刁培俊：《漆侠教授访谈录》，《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1期）。这说明史家须具有“包举一代”之能力，才能撰写出理想的断代史。“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这一特性，通史、断代史的撰述在史学发展史上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

　　史学研究者既需要“通古今之变”，“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在‘通’字上下功夫，重视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重视贯通古今的发展规律”（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导论卷《题记》），也需要究一代之始末，详一代之兴废。诚如杜维运指出，通史能见历史之大，断代史则现历史之细。历史洪流，自远古浩浩荡荡而来，惟通史能显此一洪流，然其细流，则被淹没。断代史以时间所涉较短，历史细流，赖以汇集。所以，凡被通史所捐弃的大量历史事实，在断代史中皆有可能保留。历史得以丰富，是断代史的大功。（杜维运：《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六章《经学极盛下的史学发展》，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通史、断代史都是呈现历史的恰当形式，二者相辅相成，并非刘知幾、郑樵所认为的那样非此即彼。如果没有断代史的基础，难以产生高水平的通史；如果缺乏通史的眼光，断代史的研究也难以深入。范文澜指出，通史要在直通、横通的基础上做到会通，需要全国的史学工作者分工合作，或从事断代史或专题史研究，使局部研究与综合研究互相促进，才能写出理想的中国通史。漆侠指出：“我认为，中国学术界缺乏一部像样的中国通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断代史的研究不够。”（漆侠、刁培俊：《漆侠教授访谈录》，《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1期）“中国目前没有一部好的通史，缺乏像样的中国通史著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好的断代史。”（漆侠：《历史研究法》，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同时，他也强调通史对断代史研究的重要性，“搞断代史应以通史为基础，历史的‘流’断不了，否则就会失去相因之义”（漆侠：《历史研究法》）。白寿彝指出，通史与断代史是辩证的关系，没有断代史的基础，不能写通史；没有通史的基础，断代史也写不好；通过通史提高断代史的水平，反过来也提高了通史的水平（白寿彝：《关于史学工作几个问题》，《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18vxk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