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考古学家苏秉琦早在1979年就指出中国考古学“必须正确回答下列诸问题，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经过数十年的材料积累和深入研究，考古学界的共识是：我们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最早雏形可以称作“最初的中国”，在史前时代已经形成。但对“最初的中国”的定义，学界却存在两种看法。

　　狭义上的“最初的中国”

　　一些学者将“最初的中国”定义为最初的、位居历史时期中国中心地区、对周边地区有引领和维系作用的国家级政体，提出“最接近‘中国’一词本来意义的是‘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那里是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之所在，已形成具有向心力和辐射性的强势文化‘磁场’”（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这样的定义有两个基点：一是认为“中国”的本意为“中央之邦”，即位居某一文化圈中心的“威服四方”的高级政体，“最初的中国”应该是对这一中心的命名，而不是对整个文化圈的称呼，是狭义的“最初的中国”；二是认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初期，就已经形成以地理和文化上均居于中心的强大核心引领四方的格局。只有这样的强大中心才能将整个文化圈凝聚为一个整体，开启历史时期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进程。

　　在此定义之下，距今4000年前后，与古史传说中尧的活动区域契合的临汾盆地陶寺遗址和位居夏王朝中心区域的洛阳盆地二里头遗址被认定为“最初的中国”的两个有力竞争者；距今5000年前后、位居长江下游的良渚遗址群，虽然新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国际认可的证实中华文明五千年的重要遗址，但其是否属于中华文明、与“最初的中国”的关系等都成为令人困惑的问题。与陶寺遗址大体同时期、近年屡有重大发现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地位面临同样的尴尬。其根本原因在于，上述狭义的“最初的中国”定义的两个基点都存在问题。

　　狭义定义存在不足

　　首先，“中国”之本意并非位居某一文化圈中心的高级政体和文明中心，而只是指这个文化圈的地理中心区域。“中国”名称之初现，在考古资料方面，有西周初年的“何尊”铭文：“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薛民”；在文献方面，有《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土于先王”等。在其语境里，“中国”一词均指以河洛汇聚之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对于推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理念的周人来说，“中国”只是其地理和政治观念中“天下”的中心地区。“中国”也被称作“中土”，与“东土”“南土”“北土”和“西土”等并列。对于掌控“天下”“自之薛民”的周人来说，“中国”的战略位置更加重要，但并非政治和文化中心，也并非文明传统之发源地。

　　“中国”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渐有“文明中心”的内涵。《诗经·小雅·六月》序云：“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史记·赵世家》记战国时期赵公子成云：“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此“中国”范围大体涵盖周王朝诸侯控制地区。《史记·大宛传》载，汉武帝“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此“中国”则指汉王朝统治的核心地区。可见，“中国”一词自从具有“文明中心”这一内涵开始，指代的就是一个与“四夷”对应的、范围远超过“宅兹中国”中“中国”一词的广大地区，其范围在不断扩大。

　　其次，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显示，中国文明形成、早期国家和王朝出现的历程并非一个地理和文化上均居于中心的强大核心引领四方的过程。陶寺文化所处的龙山时代（距今4300—3800年），整个中国史前文化大体可划分为傅斯年讨论“夷夏东西”时提出的覆盖黄土高原的“西高地”和包括黄河、淮河以及长江中下游的“东平原”两个大区。“西高地”的北部有强大的石峁人群，西部甘青地区则有繁荣的齐家文化。在“东平原”地区，发源于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自距今4800年前后就开始了对整个地区的整合。龙山时代，该地区形成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湖北龙山文化（后石家河文化），出现大量城址，呈现“万邦林立”之势。出自“西高地”传统的陶寺文化位居两大区交界处，吸收大量“东平原”地区文化因素，形成高度发达的早期国家政体，但并未成为足以引领周边发展的强大核心。

　　同样位于东西两大文化区交界处、出自东方传统的二里头文化颇具王朝气象，陶、玉礼器广泛传播。但是否已经具有引领周边发展的核心力量，成为具有“向心力和辐射性的强势文化‘磁场’”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商王朝具有大量西北地区文化因素，其崛起恐怕难以仅用二里头文化的引领来解释。随后的周人的发展历程更是以西北地区为背景的。

　　由此可见，上述陶寺文化、二里头文化及商、周两代王朝的形成与发展都要在大体相当于周人地理和政治观念中的“天下”的文化圈内各地区互动的背景下才能被全面解读。这一文化圈的形成才是中国文明形成历程中的里程碑。

　　广义上的“最初的中国”

　　关于“最初的中国”的第二种看法正是基于对此文化圈形成重要性的认识。张光直在1986年提出，公元前4000年前后，中国各地区的史前文化因为密切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北自辽河流域，南到台湾和珠江三角洲，东自海岸，西至甘肃、青海、四川的相互作用圈，可以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因为“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张光直提出这一作用圈可称之为“最初的中国”，开启了向多民族统一的秦汉王朝发展的“有力的程序”。韩建业则提出“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的概念。

　　笔者同样认为，公元前第四千纪的后半叶，中国史前各主要文化区在社会同步发展、进入“古国”阶段的基础上，发生了以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为核心的各层次、各方面的深入交流，逐渐形成并共享着相似的文化精粹，联结成为一个在地理和文化上与历史时期中国的发展均有密切而深刻联系的文化共同体，即“最初的中国”。距今5000多年前“古国”和“最初的中国”的形成可以视为中华文明起源的标志。与狭义的“最初的中国”概念相比，这一指代范围广大的文化圈的广义的“最初的中国”是与考古资料反映的中国文明形成历程更加契合的概念。

　　更加契合文明形成历程

　　首先，广义的“最初的中国”更加符合“中国”一词在历史时期最初具有“文明中心”内涵时指代的范围，正是此范围内各区域文化自5000多年前因互动形成的地理和文化共同体（而非此范围内的中心地区）奠定了历史时期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

　　其次，广义的“最初的中国”形成后，其范围内的所有重大社会变革均需要在“最初的中国”视角下才能被正确解读。距今5300年以后，良渚文化正是因为受到红山文化的影响，整合凌家滩遗存和崧泽文化的人口、经济、政治和宗教资源，才形成了中国史前时代第一个超级强大的政治和宗教中心。距今4300年前后，良渚文化的衰落如一石入水，激起层层波浪，陶寺文化才完成了早期国家的建设。距今3800年前后，二里头文化的崛起也是在陶寺和石峁的冲突、东部各龙山文化复杂社会动荡的背景下完成的。商、周两代王朝的建立，也是在“最初的中国”内区域互动的视角下才能被全面阐释。在这一波澜壮阔的进程中，“最初的中国”的地理中心地带并未一直处于引领周边的强势核心地位。

　　最后，中国的文明化进程就是如此气魄恢宏，在覆盖长江和黄河中下游及辽河流域的面积近300万平方公里的“最初的中国”范围内展开。正是在此背景下，才能孕育出被苏秉琦称作“理想的中国”的完成各地区一体化的宏大政治构想，周人才能在3000多年前就以分封制完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抱负，将此“理想的中国”落实为“现实的中国”。放眼世界，在疆域上可以与之匹敌的古波斯帝国的形成是周朝建立几个世纪以后的事了，而且转瞬即逝。

　　由此可见，广义的“最初的中国”概念是认知中国文明独特形成道路的关键，也是建立苏秉琦倡导的考古学的“中国学派”的真意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