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学术体系建设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建设的核心。

　　西方经济学的“小政府、大市场”理念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斯密所处的时期是英国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时期。当时的英国还是农业社会，盛行重商主义，代表人物詹姆斯·斯图亚特1767年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一书，早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9年。斯密的这一理念只是在《国富论》发表50年垄断世界市场后“日不落”帝国高举的市场经济普适旗帜。这样的理念如果用于当时的落后国家如美国和德国，以及重商主义时期的英国，其存在的问题显而易见。当时在学术体系上与斯密主流理念抗衡的，还有以汉密尔顿为创始人的美国学派及以李斯特为先导的德国历史学派。

　　由于缺乏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理论经济学界往往忽视了斯密提出其思想或主张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忽视了斯密学术思想对立面的发展。其结果是，忽视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后发国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它们既面临发达国家垄断控制的压力，又要扫除国内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对社会改造和社会稳定起支撑作用的政府部门必然要承担更多职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1920年，米塞斯发表了著名论文《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经济核算》，否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经济核算和合理配置资源的可能性，从“经济核算”的理论层面向社会主义发起了挑战。米塞斯认为，一旦废除私有制和市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可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因为它缺乏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形成的“货币价格”这一最基本的计算尺度。另外，米塞斯还从缺乏激励机制来论证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可行性。

　　尽管苏联的计划经济从1929—1985年能够以官方所称接近9％的平均增长速度增长（西方估计为4.2％），但是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和中央专业部委垂直管理的苏联模式，由于信息和激励问题的存在，使得合理完善的经济核算难以实现。即便对这种模式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也困难重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央专业部委的垂直管理体系覆盖全国各地区，在垂直体系内无法通过改变产业分布，让企业追逐更高的资本收益，而在不同垂直体系之间，由于行业不同也无法形成有效的竞争。如果在体系内引入市场机制为企业注入活力，中央专业部委无法通过对资本收益计算和资产调整，解决其下属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在这种体制下，即使企业效益差，部委也有动机维持企业，因为政府需要维护自身在经济体系中的权势地位。这种模式下进行增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都可能是无效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创造经济奇迹，是因为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打破了对苏联理论经济学学术体系的迷信。同时，借鉴市场又没有迷信西方“小政府、大市场”理念，建立了与苏联垂直管理模式不同的、以地区分权化为基础的双层经济管理体系。

　　“一五”期间，我国学习苏联经验，试图建立和扩大中央垂直管理的国有经济体系。但1958年的“大跃进”打破了原来的路径，中央决定把88％的工厂管理权全部下放到各级地方政府。1961年地方管理权一度收归中央，但1964年又把管理权下放给了地方，1968年连计划也取消了。毛泽东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为此奠定了理论基础，邓小平曾给予高度评价。

　　中国的改革开放史是一个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从不相容到逐渐相容的过程。苏联模式的“条条管理”在向地方放权后，大量原属中央部委管理的企业划拨地方，“条”消融于“块”。正是在“块”的基础上，我们顺利地选择了市场取向的改革。在改革方式上，为了降低改革阻力和减少改革成本，我国选择了渐进式改革和增量改革方式。在“块”的部分，与苏联垂直管理模式不同，地方政府具有跨行业调整资本的能力，让国有资本从低效益企业移出，转入经济和社会高收益领域，很大程度上化解了苏联模式部委管理下的软预算约束问题，逐步建立起合理的激励机制。通过国企战略重组逐步形成的新型国有制实现形式，突破了“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难题”。在竞争性行业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重组后的国企可以利用外在的市场价格信号进行经营，实现与市场经济兼容。在急需发展的战略性产业和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国企成为市场经济的引领者和稳定器，弥补市场机制缺陷，实现与市场经济兼容。通过制度设计安排，我国还可以在某些战略行业引入混合所有制，或建立相互竞争的同类型国企。我国成功破解了“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难题”，自2010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间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需要从学术体系建设高度，阐明中国奇迹的规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特色之一，是对新时代下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了重构，它以“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形式展现，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突破。

　　习近平指出：“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他还强调，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必须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习近平指出，必须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和“市场经济优化资源配置的经济优势”，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从政治角度来观察经济问题”，“从经济角度来观察政治问题”，要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协调政府和市场关系。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能够有效防范化解市场经济自发产生的贫富差别，保障宏观经济可持续地健康发展。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府不仅要为市场环境建设做好服务，更是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要抓手。基于中国实践，构建起能够充分展现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应有价值和力量、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概念、指标体系，是摆在中国理论经济学面前迫切的历史使命。

　　（作者系吉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