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14日，“郭沫若与新中国”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山东威海举行。来自历史学、文学、哲学等不同专业的60余位学者对郭沫若学术研究及文学创作进行了深入考察。

　　站在历史潮头的文学创作

　　今年既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五四运动爆发100周年。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党委书记于培丽认为，作为我国著名的诗人、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的一生贯穿多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继承并弘扬其文化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张恩和认为，从历史进程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社会由传统转向现代的伟大开端。一个社会的转型必然体现为思想的转型，在我国向现代社会转型之初，郭沫若和很多知识分子站在历史潮头，呼吁并推动这一转型。这些知识分子的表现让我们认识到，生产思想是知识分子的职责所在，知识分子也因而构成了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魏建表示，郭沫若及创造社作家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已有的文学史叙述对郭沫若认识不足，忽视了他对中国新诗诗体的全方位探索。例如，在诗集《女神》中，他创造或借用的诗体十分多样，既有自由体，也有半自由体；既有新格律体，也有歌剧体和半歌剧体。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蔡震看来，诗人的创作活动总是要置身一定文化语境中。对郭沫若来说，《女神》时期、流亡日本时期、抗战时期等不同历史文化语境对郭沫若诗歌创作的题材、内容、形式、语言风格、审美表达等，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语境让郭沫若的创作出现了新的变化和特点，他的诗歌创作大多描写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激发了郭沫若诗歌创作的豪情与诗兴，他的诗歌创作基本主题和旋律是歌颂，用诗歌书写新中国的历史。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新华颂》就是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范本。

　　“郭沫若赞颂新中国的诗，其意象多体现为新中国建设取得的标志性成果。郭沫若诗歌中的‘新中国’书写，带有个人的、时代的烙印，带有思想的、政治的色彩，是文学视野下的‘新中国’，有其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张剑锋表示。

　　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不仅指导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也指导了中国史学从传统史学走向科学的形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抗战时期已经初具规模，以其不断问世的成果、稳定的研究团队、明确的理论指导思想和以现实为旨归的研究目的为特征，很快在中国史坛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阵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越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已成必然之势，而规划渐成主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方向、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内涵、构建新中国的历史研究格局、确定新时代的史学研究谱系，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郭沫若作为公认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者之一、新中国文化思想领域的重要人物，是确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多项举措的重要决策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彭邦本介绍了郭沫若在上古历史传说研究方面的成就。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郭沫若既不同于疑古派也不同于信古派，而是基于对中华文明精神的把握，力求从文献中分析、认识和复原传说所反映的时代。在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理论为指导后，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对古史传说中包含的史实进行了正面积极的解读，并不断深化对先秦社会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的古史研究更加成熟，主持编撰了《中国史稿》这部集大成之作。

　　把握时代性和整体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李斌认为，目前，针对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后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学界的研究还稍显薄弱，还有大量郭沫若的档案、手稿、往来书信等文献史料亟待搜集和整理。

　　郭沫若的一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对郭沫若的研究既要观照其所处具体历史语境，又要总体考察他的一生，还要从不同学科视角全方位地探寻郭沫若在多重领域的研究成果。四川大学教授曾绍义认为，郭沫若的贡献是无可争议的，研究郭沫若需要有整体性的视野。郭沫若纪念馆原馆长郭平英在会上展示了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多幅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书法作品，引导与会学者通过“读图”的方式去感知郭沫若与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深刻关联。

　　日本公立福冈女子大学教授武继平认为，探讨《女神》的社会定位不应当剥离作者的主体意识。郭沫若这一时期的作品显示出“新旧自我的灵魂搏斗”，以及“黑暗与光明的对决”这样形而上的并具人生指导意义的命题。其时身在日本的郭沫若将这种产生于个人内部的生命体验诉诸诗歌，正好契合了隔海相望的另一个场域的时代诉求。

　　此次会议由中国郭沫若研究会、郭沫若纪念馆主办，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