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学中，也许很少有人像高尔基（1868—1936）那样，关于其人其作的评价经历过如此大的变化，以至在他本人去世80多年后，还可以看到不同观点的碰撞和交叉。不过，具有史实支撑和深刻洞见的研究成果，构成当今高尔基研究的主流话语，其中的代表性成果更是能够以独到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在各国广大读者的心目中，高尔基始终是一位深受尊重的经典作家。

　　在批评界命运沉浮

　　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高尔基步入文坛之初，当他那些渗透着清新气息的“流浪汉小说”震动俄国文坛时，一些评论家却指责他热衷于描写为社会所不齿的“肮脏的世界”。不过，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作家和批评家，则对高尔基的早期创作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说。比如，契诃夫发现了高尔基心灵“柔和的”音质和抒情诗人般的天性。1907年，《母亲》的发表为高尔基带来了广泛声誉，象征派批评家菲洛索费夫却据此断言“高尔基的完结”。另一些评论者则针锋相对，认为高尔基并未“完结”，而是刚刚“开始”。1908年，象征派作家别雷指出，高尔基“通过他的《忏悔》表明，他至今仍然善于洞察俄罗斯的灵魂”。同年，诗人勃洛克则肯定，“俄罗斯的表达者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认为是高尔基”。各流派评论家关于高尔基作品的这些评说，初步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十月革命后，高尔基曾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围攻。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理论家反对高尔基关于向古典文化和文学遗产学习的主张，竭尽攻击之能事；庸俗社会学批评家歧视地称他为“小市民艺术家”；“拉普”则把他划入“同路人”作家（指那些政治上同情苏维埃政权，但对革命的性质和意义认识不清的作家）之列，甚至说他“越来越成为苏联文学中一切反动人物的传声筒和防空洞”。同时，卢那察尔斯基、沃隆斯基等人在苏联国内，茨维塔耶娃、霍达谢维奇、斯捷蓬等诗人和批评家在境外，则给高尔基及其作品以好评。文学史家斯洛尼姆针对吉皮乌斯否定高尔基的言论指出，“是停止经常不断地对高尔基进行庸俗嘲笑的时候了”，艺术家高尔基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而属于“整个有思想的、文明的俄罗斯”。

　　20世纪30年代，随着庸俗社会学受到一定程度的批判，“拉普”风光不再，苏联学界对高尔基的否定性评价渐次消失，而开始有组织地对高尔基作品和文献资料进行整理。但是，由于极“左”路线和政策在文学领域的推行，高尔基及其作品却开始被神化。他写于近30年前的小说《母亲》被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创作方法”的奠基之作，评论者们甚至把他的作品说成某些革命原理的艺术体现。这种神化使很多读者对高尔基产生了排斥情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社会文化氛围的转换，高尔基研究中陆续出现一些有价值的新成果，如比亚里克的《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命运》、奥甫恰连科的《高尔基与20世纪的文学探索》等。这些著作论及高尔基思想与创作中许多过去不为人所知的方面和问题，有助于人们校正和深化对他的认识。新编《高尔基全集·文学作品集》（25卷，1968—1976）、《文学作品同题异文》（11卷，1974—1982），以及多种成系列的文学史资料，则为高尔基研究进一步走向科学化提供了可靠基础。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深刻变动再度引起高尔基研究领域的变化。高尔基在1917—1918年间发表的政论《不合时宜的思想》在被禁70年后“破土而出”，奥甫恰连科、瓦因别格等研究者就此指出，以往的高尔基研究将这位作家“封闭在狭窄的框架内，限制了其作品的全人类意义”，主张以新的眼光解读他后期的史诗性作品。柯斯季科夫关于高尔基和苏联领导人之间关系的考察，巴兰诺夫等人对高尔基生平和作品的研究，也显示出新的视角。同时，一些激烈否定高尔基的评论，也频频出现在苏联最后阶段的报刊上。比如，科洛德内依的文章《双头海燕》认为，高尔基这只曾经呼唤革命风暴的海燕，晚年竟在证明极“左”政治的正确性。这类评说联手完成了全面否定高尔基的进程。《文学报》报头上的高尔基头像从1990年5月起悄然消失，成为这一变化的明显标志。

　　当代学界的主导趋势

　　人文研究领域并不像时局那样变动频繁，苏联解体后的高尔基研究也没有“随风倒”，而是显示出对于俄罗斯民族文化遗产的坚定守护，以及对于揭开曾长期被人为遮蔽的文学史真相的执着努力。24卷《高尔基全集·书信集》已出版22卷。这些书信对于了解高尔基的思想发展，以及高尔基与同时代文学及苏联领导人的关系，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系列丛书《高尔基：资料与研究》在苏联解体前已出版第1、2辑，解体后又出版了第3—15辑。丛书的各辑均由未发表过的文献资料和当今研究者们的评论两部分构成，从不同视角揭示出高尔基的社会历史观、文学观和独特个性，特别是高尔基关于俄罗斯问题、东西方矛盾、本民族与全人类的相互关系、个性与文化等问题的深刻思考，揭示出他在俄罗斯历史悲剧性时代文学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国际性“高尔基学术报告会”，在苏联解体后也得以继续。每次报告会后出版的论文集，成为俄罗斯和世界各国高尔基研究者最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参会者总是能够提出一些新问题、新观点，如2006年报告会的主题报告《作为白银时代现象的马·高尔基的创作》、2008年报告会提交的论文《高尔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吗？》等。高尔基的晚期作品，尤其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这一切都显示出苏联解体以后学界在高尔基研究领域的深度开掘，对以往研究中的诸多“定论”的反思，以及一切从史实出发的研究原则。

　　苏联解体之后还出现了多种有分量的研究专著。斯皮里东诺娃（1934—2022）的《马·高尔基：与历史对话》（1994）注重研究高尔基对俄罗斯历史命运的思索。著者紧密联系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系列重要事件，深入探讨了高尔基晚期思想的矛盾、演变及其在作品中的体现，指出在列宁逝世后苏联共产党党内开始了关于国家今后发展道路的辩论，高尔基也开始重估自我价值。这通过作品人物之口，曲折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看法。巴拉霍夫的专著《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悲剧：根源、冲突和巨变》（2004），则集中考察高尔基晚年面对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时所产生的思想矛盾，在社会动荡、人文主义危机的时代语境中，密切结合高尔基与政界领导人及文学界的关系，探讨作为一种痛苦的自我认识和矛盾现象的高尔基的悲剧，力求揭示这一悲剧的实质及其所涉及的宽广范围。

　　从俄罗斯《文学报》2004年第16期开始，高尔基头像在“退隐”14年后重新出现。随后，曾一度被移至莫斯科艺术公园的高尔基雕像也被重新矗立在市内的白俄罗斯车站广场，雕像基座上的题词“纪念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依然历历在目。正如高尔基研究领域所显示的那样，这样的“回归”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求实与深化

　　《马克西姆·高尔基：思想家、艺术家、人》（2022）是斯皮里东诺娃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也是她的一部总结性著作。著者生前曾长期担任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高尔基文献保管与出版部主任，在高尔基研究领域成果颇丰。在这部新著中，她以自己全面掌握的第一手档案资料为依托，在白银时代到20世纪30年代俄罗斯和世界文学发展的宏观背景中，对高尔基的思想与创作、文学与社会活动进行科学的审视，对以往关于高尔基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评价作出了严厉批驳，展现出高尔基作为思想家、艺术家和人的独特个性与本来面貌，显示出当代俄罗斯学界高尔基研究领域求实与深化的主导意向。

　　斯皮里东诺娃在题为“我们是否了解高尔基？”的序言中开宗明义，指出以往的高尔基研究中出现过许多罔顾史实的评价，必须予以澄清和纠正。她清晰勾画出高尔基思想与创作的发展脉络。高尔基的早期作品，从浪漫故事、“流浪汉小说”到《海燕之歌》和《母亲》，都显示出改造生活的激情，高尔基也正是从那时起被称为“革命的海燕”。在1905年革命失败和完成《母亲》之后，高尔基的思想与创作转向考察俄罗斯民族性格、探讨民族发展道路上来，连续完成了“奥库罗夫三部曲”、自传三部曲、《罗斯记游》《俄罗斯人剪影》《1922—1924年短篇小说集》等一系列作品。同一时期高尔基发表的政论《不合时宜的思想》、随笔《论俄国农民》等，和这些作品一脉相承。高尔基的晚期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则是一部探讨俄罗斯历史和知识分子命运之关系的史诗性作品。所以，苏联时期戴在高尔基头上的“第一个无产阶级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这类“桂冠”，不仅把高尔基的作品简单化了，而且也并非全部事实。斯皮里东诺娃指出，19世纪后期，左拉、托马斯·曼、杰克·伦敦、马克·吐温和萧伯纳等作家，已写过不少“关于工人和为了工人”的作品，因此高尔基并非“第一个无产阶级作家”。她还从高尔基作品文本实际出发，论证其创作显示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同时接受了现代主义文学的艺术经验，并不符合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准。

　　斯皮里东诺娃指出，内心矛盾重重的高尔基不得不于1921年秋离开祖国，长期居住在意大利索伦托。1928、1929、1931、1932年，高尔基每年都到苏联短住几个月，1933年5月最终回国定居。那一时期的书信、谈话记录等历史文献显示，高尔基一方面承认苏联建设的新成就，一方面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反常现象提出怀疑与批判，力图阻止现行政策的急剧“左”倾化，并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们奔走斡旋。高尔基连续发表《论精力的耗费》《还是那些话》等文章，为皮里尼亚克、扎米亚京等受批判的作家辩护。高尔基试图调和当权者和反对派之间的冲突，竭力保护受迫害者，并公开表露出对极“左”政治和个人崇拜的警觉与忧虑。

　　斯皮里东诺娃的新著还专辟一章，重新解读作为“世纪之书”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以往评论界一般认为，这部小说的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斯皮里东诺娃却认为，该作品凝聚着高尔基关于俄国历史道路、历史转型期知识分子的命运及两者关系的深邃思考，从而成为19世纪70年代至十月革命40年间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艺术编年史。高尔基经由主人公和作为各阶层代表的诸多形象所引发的思索和争论，触及关于民族发展道路、俄国革命、布尔什维主义、苏联现实、知识分子价值定位和两难选择等重大而实际的问题。高尔基以5年时间写完《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第1—3部，却未能用生命的最后5年完成第4部。这部巨著的未完成性，同高尔基本人思想探索的未完成性彼此吻合。在斯皮里东诺娃看来，只有在21世纪人类思想发展的新水平上，高尔基作为经典作家复杂而矛盾的形象才会得到科学评价。她从新的视角肯定了高尔基及其作品的现代意义。当然，俄罗斯学界的高尔基研究并未就此结束，因为持续进行研究不仅是学术推进和文化传承的使命，更是当代人深刻认识历史与现实的需求。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17ZDA28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