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乡苏维埃政府（简称“乡苏”）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将国家政权下沉到乡一级，但乡苏领生活费的工作人员不超过3人。因此，乡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治理、军事防卫等事务，都需要依托庞大的乡村组织网络与坚实的群众基础。为此，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建立以党组织为核心、党领导的群团组织为辅助力量、乡村社会为依托的同心圆结构，实现乡村社会的多元凝聚与融合。

　　强化中央苏区地方党组织建设

　　中央苏区创建初期，多数基层党组织的工农阶级占比低，党员干部的工作能力与理论水平有限，党支部活动缺乏针对性与实效性。中国共产党强化了中央苏区地方党组织建设，保证了乡村革命与建设的政治方向。

　　增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党员队伍的阶级成分直接关系党的性质，为了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工农阶级占比，保证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中国共产党加紧在中央苏区宣传党章与党纲，制定与发表《中央征收党员的九一八号召》《为五一节征收党员运动告苏区民众书》等文件与公告，重点吸纳工人、贫农、雇农入党，增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

　　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与工作能力。只有提高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与工作能力，中国共产党才能更好地在政治上扎根乡村社会。为此，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创办干部学校和各种培训班，宣传党的思想与方针政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党员干部头脑。中央苏区还鼓励党员干部深入乡村开展调查研究，了解苏区经济生产、社会发展、风俗民情，提高党员干部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中央苏区还颁布《政府工作人员要加紧学习》《新党员训练大纲》等规章制度，建立政治课、集体说话、个人谈话等多种学习制度，逐渐将党员学习与党员干部培训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与工作能力的提高，是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确立党的领导核心的关键。

　　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支部是党的组织基础，是党与群众的连环，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中央苏区创立初期，许多地方党支部形同虚设，支部会议与支部决议流于形式。任弼时指出，支部不能起到应有作用“是党不能广泛的组织动员武装领导群众来参加当前的战争的主要原因”。于是，中国共产党以党群关系为切口，规定支部会议的议题要切合地方实际，开会时间要避开农忙，决议的执行要尊重民众意愿。中央苏区的基层党支部建设，改善了党群关系，在乡村进一步确立了党的领导，打造了坚强的战斗堡垒。

　　吸纳工农阶级入党、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与工作能力、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助力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乡村建立领导核心，保证了乡村革命与建设的政治方向。

　　群团组织激活乡村治理效能

　　中央苏区群团组织汇聚苏区民众，沟通党群关系，填补社会转型带来的族权、绅权没落留下的乡村权力真空。在辅助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群团组织还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为苏维埃革命与建设提供干部储备和人才保障。

　　聚拢民众。黄知真在《漫谈闽浙赣老根据地》中回忆，苏区扩大后“每个村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参加了群众组织”。通过众多的群团组织，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织下一张网，将分散的、个体的乡民汇聚在党与政府周围。如徐向前所言“组织就是凝聚力”，群团组织密切了党和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激发了民众参与苏维埃革命与建设的主人公意识，推动了苏维埃事业的发展。1933年4月25日，蒋介石称中央苏区的群团组织让中国共产党“一个人能当十个人用”，号召国民党要效仿中国共产党。

　　辅助基层社会治理。群团组织不仅将地方民情上传党与乡苏政府，也是党和政府决策落实的重要“推手”。毛泽东同志在《乡苏怎样工作？》中指出，乡苏要依靠群团组织“去动员广大群众完成各种革命工作”。群团还承担监督党与政府的职责，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党与政府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可见，群团组织是党和苏维埃政府决策制定与推行的重要支柱，其“上传下达”功能直接关系到苏维埃革命与政权建设。1933年，江西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曾总结道，“在群众团体不强的地方，苏维埃工作的发展亦薄弱”。中共中央也坦言，没有群团组织“是不能实现真正的苏维埃政权”的。

　　为苏区党政系统提供人才储备。群团组织的成立与运作需要一批骨干党员与群众积极分子，他们让苏维埃能够“深入地有力地动员群众来完成党与中央政府所给他们的任务”。为了更好开展工作，群团骨干积极参加乡苏会议与干部学校培训，不断提高政治素养。他们也不断反思群众工作经验，提升群众工作能力。他们还积极开展社会调研，增强革命动员能力。如此，群团组织培养的骨干力量，为苏区党政系统提供了人才储备。

　　群团组织充分调动社会资源，激活社会主体的治理活力，将广大乡村社会纳入国家社会治理范畴，为中央苏区的社会治理探索了有效的方式。

　　厚植地方社会群众基础

　　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政权能够扎根乡村，还源于其善于立足地方，整合乡村资源，厚植群众基础。

　　问计于民。中央苏区创建初期，多数地方党支部只是转发上级通告、命令，不能根据乡情、民情有效开展工作。毛泽东同志在《乡苏怎样工作？》中呼吁，乡苏主席团要了解各村的情形与特点，“根据各村的实际情形与特点去推动各村的工作，解决各村群众的困难问题”。因此，中国共产党不断提倡基层干部要立足地方，重视调查研究，问计于民。如1930年毛泽东、邓子恢在赣南闽西广泛调研，问计于民，总结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政策，争取广大民众的理解与支持，对土地改革产生重要影响。

　　厚植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努力立足乡民与乡村社会特点，夯实基层社会治理的群众基础。如党与政府面对宗族组织时，努力立足地方社会，分清不同宗族对待苏维埃革命的态度，既借用宗族整合群众心理与情感的特点，又剔除其地方主义、封建主义等落后因素，从经济基础、文化认同等层面对宗族组织进行改造。立足地方，尊重地方传统并进行苏维埃式改造，让苏维埃政权能够以较快的速度深入乡村，得到乡民理解与支持，有助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

　　中国共产党通过强化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保证中央苏区乡村革命与建设的政治方向；通过建立与领导各类群团组织，激活社会主体的治理活力，以多元治理模式优化治理效果；通过立足地方，问计于民，厚植苏维埃政权的群众基础。由此，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建立了以党组织为核心，以党领导的群团组织为辅助力量，以乡村社会为依托的同心圆结构，实现党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整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央苏区乡苏维埃政府基层社会治理的史料搜集、整理与研究（1931—1934）”（22BKS06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厦门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