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外文出版社的外国专家的回信中指出：“翻译是促进人类文明交流的重要工作。中国历史上佛经汉译，近代西方学术文化著作汉译，马克思主义经典翻译传播，十七、十八世纪中国文化经典在欧洲的流传，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作用。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通过准确传神的翻译介绍，让世界更好认识新时代的中国，对推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很有意义。”
近日，意大利学者、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莫冉（Riccardo Moratto）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莫冉教授对翻译理论有独到的研究，在翻译实践方面，将《习近平讲故事》（少年版）等经典著作翻译成意大利语，并出版过两本中文散文集。他向记者介绍了翻译学和口译研究各自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并建立知识体系的历程，还根据15年来积累的翻译实践和教研经验，探讨了如何高质量推进跨文化传播和交流的问题。在莫冉看来，外国人要想讲好中国故事，唯有融入中国文化，亲身体验汉语的无穷魅力，同时在观念上不断更新对中国的认识，在行动上紧跟时代发展步伐。
技术与思维推动翻译学科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社会进步和学术发展的角度，哪些因素推动了翻译研究向独立学科转变？在翻译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又有哪些理论学说、知识结构和学术作品对建构翻译学知识体系影响深远？
莫冉：推动翻译研究向独立学科转变的社会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首先，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促进了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随着国际贸易、文化交流和学术合作越来越频繁，社会对于高质量翻译的需求也逐步增加。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翻译涉及文化转换和语境适应等复杂问题，这促进了翻译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包括翻译理论、方法、技巧等。其次，信息时代的到来为翻译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新兴翻译工具的广泛普及更是对翻译研究提出了新要求。人工智能的一大特点就是变化性高。如果20名学生都使用人工智能辅助翻译，就会得到20种不同的翻译版本。但是，经验丰富的译者会发现，这些译本在词语选择、句法结构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学者的工作就是要辨识这些相似之处，然后重新组织或改述文本，改掉人工智能的机器翻译腔，让语言更流畅、更自然。这些“后编辑”工作正是当代翻译人才需要熟练掌握的重要技能。机器翻译的准确度逐年提升将成为一种常态。人类在进步，技术也在迭代。翻译研究学者更要改变思维方式，学会与科技和谐共处、共同合作。
学术界的内部变化促进了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蓬勃发展。过去，学界认为翻译只是一种辅助性质的活动，或者是语言学的子领域。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翻译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特性和重要性。此外，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翻译研究期刊的兴起也带来了更多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机会，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平台。例如，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就与瑞士彼得朗国际学术出版集团达成合作协议，共同编辑出版国际半年刊《口笔译研究》。
谈到翻译学科的发展过程，不得不提及建构其知识体系的理论学说、知识结构和名家著作。这些重要的理论包括释意理论、阐释论、多元系统论，以及由莱斯和维米尔发展壮大的翻译目的论。除此之外，还有认知负荷模型理论、思维适应性控制模式理论、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标准、功能翻译理论、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克特福德的“语言学观”、巴斯奈特的“文化转向说”、谢天振提出的译介论以及胡庚申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理论，等等。这些代表性学者探讨了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扩展了文化传播与文化差异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为翻译学科构建了丰富的知识体系。此外，钱钟书的《谈艺录》、林语堂的《论翻译》和意大利安伯托·艾可的著作，都为构建翻译学科的知识体系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理论支持。总体而言，推动翻译研究向独立学科的转变离不开社会发展和学术界改革这两方面的共同推进。
在不同语种之间建立“共同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口译是重要的翻译活动，中国口译研究与实践的现状如何？未来又有哪些发展趋势？
莫冉：自古以来，口译在中国和西方都是不可缺少的翻译活动，然而，学界对口译的研究活动直到20世纪才真正开始。起初，学术研究集中在口译的认知机制和心理语言特征上。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学界不再局限于分析口译员的大脑认知过程，而是转向关注口译员与口译活动中涉及的人、物、地点和思想之间的有机互动，因而“口译研究”这一概念也日益确立。不同语言反映出的社会和文化特性各不相同，也必然导致各语言的口译员在工作方式上存在差异。最近，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院长张爱玲与我合作，共同编辑了两本关于中国会议口译的著作，并由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会议口译在中国：实践、培训与研究》一书介绍了关于中国口译的各类研究，尤其是会议口译研究，同时还展示了多元的学术声音，探讨了不同的翻译问题。在《中国会议口译的发展：业内人士观点》中，张院长与我共同回顾了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中国会议口译作为一个职业的发展历程。为该书作序的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执行院长李正仁教授强调，1979年中国和联合国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举办了联合国译员训练班。在这之前，无论是培训机构还是以往工作实践，中国都没有把翻译和口译视为两个不同的专业领域。随着中国在联合国的活动逐渐增多，尤其是需要在不同场合用中文发表讲话，中国对受过联合国秘书处培训的口译员的需求日益增长。1979年，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国译员训练班分别开设了工作人员、翻译员和口译员的培训课程，口译职业从此诞生。
近年来，像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这样的学术机构不断为翻译研究创造学术对话空间。我为劳特利奇出版社创建了《东亚口译研究》这一新系列丛书，整理了汉语（普通话、粤语和其他方言）、日语、韩语和其他东亚语言的口译活动及其理论探讨的学术著作。该系列丛书展示了将东亚语言翻译为欧洲语言的各种口译活动和挑战，并对东亚口译文化及其内部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对比。在西方口译学发展已经成熟的今天，学者们将转向现有描述性研究尚未涵盖的地区，寻找研究灵感。东亚的口译研究在开拓新领域和构建新理论上潜力最大。
身为一名国际会议口译员，我感到有责任拓宽翻译学术的讨论范围，介绍意大利语等其他重要语言的翻译研究和实践，让学术讨论更具国际性。霍普利出版社是意大利最权威的大学教材出版社之一，我的意汉口译研究专著《中文口译：反思、策略与教学方法》将由该出版社于2023年底出版，英国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将负责出版该书的英文版，中文版则由中国的出版社出版。我在该书中提到，意汉两种语言属于不同语系，因此也经历了相互独立的演化过程。在句子成分顺序和语言形态构造方面，意汉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类型学差异。不仅如此，它们各自的使用者传承了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这些传统必然会反映在使用者组织语言、表达思想和感情的不同方面。因而，对于口译员来说，在两个语种之间建立“共同点”，为语言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寻找相互理解的文化参照对象，具有一定挑战。考虑到上述种种困难，该书一改意汉口译教材只注重口译练习、轻视理论讲解的弊端，专注于提升初学者的口语理论水平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我认为，提升中国学生除英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主要语言外的其他语种的专业口译能力，是培养一流外语人才、翻译人才和国际化复合型人才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骤。
翻译展现汉语之美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和意大利都有悠久的翻译传统，这些优秀的传统资源对两国学者的翻译方法和风格有何影响？
莫冉：意大利和中国的翻译传统深刻影响着彼此学者的翻译风格和手法。在翻译中文著作时，意大利学者常受到中国古代文学与诗歌的启发，努力保持原作的韵律与节奏，以尊重原著的美感。同时，意大利学者倾向采用较为文学化的译文风格，来表达中文作品的情感与美感。2022年，我用一年多的时间将李敬泽的《咏而归》翻译成意大利语。在这本书中，李敬泽与古人对话，从春秋时期一直到明清时代，再延续至现代。从《孔子》《孟子》再到笔记小说，李敬泽生动叙述着中国历史与文化，感受古人丰盈的精神世界，怀念古人的风采。虽然原著引用了大量古文经典，但是中文读者可以感受到作者的现代汉语与引文部分文言文之间有差异。我作为译者，必须努力在翻译中创造类似的二分法，让意大利读者在阅读文言文时也能察觉到和作者语气截然不同的写作风格。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首个意大利译本在2023年9月15日问世。在此之前，市面上只有两个存在着翻译问题的英文译本。我希望借助这部作品向意大利读者展现中国诗词的美感，包括内部韵律、押韵、格律等，于是花费了很多时间翻译单一词作的每一句词句。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教授文铮给予此意译本极高评价，认为这是“目前最完整、最忠实的外文译本”。文铮还表示，它代表着“自利玛窦以来的中意文化交流传统又一次得到了完美的印证和延续”。意大利和中国学者在翻译跨文化著作时应当相互学习借鉴、尊重原著、了解文化背景、追求准确性，一同为促进跨文化交流作贡献。
我在散文集《译朵看不见的花》中充分讨论了译者提高母语能力的重要性。如果得不到适当的培养，母语像后天学来的语言一样也很容易被译者遗忘。提高翻译技巧的第一步并非外语能力的进步，而是锻炼母语阅读。只有母语著作读得越多，译者的翻译才会越顺畅。然而，提高汉语能力需要译者拿出另外一套方法和另外一种态度。学习汉语需要身临其境，才能感受汉字蕴含的人生哲学和美学价值。汉字与汉语涵盖视觉、听觉甚至哲学，是一种启动各种感官的身体感。我将汉语阅读比作由文字引发的超越文本的感官共鸣，表达了语言独特的美感。我将翻译描绘为与古代智者的视觉对话，将口译形容为音乐交响，赋予了语言相关工作更深厚的内涵，凸显了与语言互动的多样面貌。我选择兼任笔译与口译工作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沉浸于多感官体验的不同侧面。语言是通往文化底蕴与思维方式的门户。汉语不单只是靠脑袋去学习的客体知识，更是译者在生活中与文化、历史，以及民族思维方式互动的过程中积累的个人经验。
帮助外国青少年认识和理解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翻译了《习近平讲故事》（少年版）这部著作，请介绍下翻译的经历和体会。
莫冉：每一部文学作品都像一个独特的生命体，拥有独具一格的风格特点。这就需要译者怀着敬畏之心，以独一无二的方式对待它们。举个例子，“创译”是指创造一个相似又截然不同的新的虚构世界。“创译”是一个重要的翻译策略，但是不一定适用于所有文本。几年前，我有幸将《习近平讲故事》（少年版）翻译成意大利语，并由博洛尼亚大学出版社在2019年出版。在翻译时，我对原文怀着崇敬之情。相比之下，翻译汤素兰的儿童图书就需要多样化的翻译策略，包括改编和创译，才能让目标文化的孩子们能像中国小读者一样欣然拥抱此书。在诸多翻译技巧当中，最重要的是先用中文反复阅读要翻译的文本，以熟悉作者之声。只有吸收了作者的叙述风格和不同主角的声音，译者才可以进行翻译工作。翻译并非简单的转译，更像是一种“再创造”，这就是创译精神。
把《习近平讲故事》（少年版）译为意大利语，是一个涉及政治、文化和语言等多个层面的综合性工作，具有一定的挑战性。首先，必须有一支精通中意两种语言，又深入了解中国政治体制和文化的专业翻译团队，才能保证译文准确传达出原著的内涵。其次，为了使意大利读者也能更好地理解并体会到原著所表达的思想与故事情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付出了很多努力，在词汇和短语上精雕细琢。最后，政治语言往往具有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能夹杂任何个人或团体的偏见，以保证译文准确传达原著的内容。
我认为，博洛尼亚大学出版社在很大程度上将翻译《习近平讲故事》（少年版）定位成一种政治文本的翻译工作。为了保证这本著作在意大利的认可度和影响力，博洛尼亚大学出版社对译文的质量、准确性和流畅度有着极高的要求。《习近平讲故事》（少年版）并非必备教材，但有些大学教授认为它是一本有益的阅读材料和参考书，能帮助学生更全面地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升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在《习近平讲故事》（少年版）意大利语版本发布之前，博洛尼亚大学出版社曾在2018年与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合作，将韩毓海教授的著作《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马克思》和《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毛泽东》译为意大利语。
深化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渠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中国作品在意大利出版和传播的情况如何？
莫冉：大型商业出版社对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并不十分关注，他们更看重出版带来的经济效益。只有对中国文化怀有浓厚兴趣的人，或者对中文和中国文学抱有热忱的学生，才会涉足这些作品。意大利的出版社非常关心美国图书市场的行情。一本畅销美国市场的作品很容易就会被翻译成其他语言，通常是从英语翻译，有时甚至不直接从中文翻译。尽管也有一些例外，我所讨论的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趋势。
中国政府推出了多个翻译项目来支持中国文学作品海外出版，这无疑是非常积极的。但是，这还远远不够。作为一名中意两地文化的传播者，我一直在努力为中国作家争取表达自己声音和展示自己作品的平台。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我采访了许多中国作家，包括苏童、韩少功、李洱、林白、阎连科、汤素兰等，并将这些采访发表在意大利的《宣言报》上，帮助他们提升知名度。许多意大利读者渴望通过中国作家口述，而不是中介或扭曲的媒体转述，来增进对中国文学的了解。目前，由我翻译的小白的《封锁》即将在意大利出版。我其他的翻译工作还有李洱的《应物兄》和《石榴树上结樱桃》、苏童的《黄雀记》和汤素兰的作品，期望未来能向意大利读者呈现更多中国文学著作。此外，我还是劳特利奇出版社《跨学科与跨文化的中文文学研究》系列的主编。该系列广泛探讨了中国作家与海外华人作家在文学、文化和翻译方面的全球传播与接受情况。
外国人要想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深入理解这个故事。为此，我撰写了两本中文散文集，试图在中文语境中思考和写作。我相信，唯有融入中国文化，外国译者才能将高质量的中国故事分享给世界。
